十九、　盾 牌

　　"改革开放"后，那是一九八九年正当我干的最起劲儿的时候，北京又发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请愿。 自从"平反"以后，虽然又遇到过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我终于懂得了：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高层人物的事儿。咱小老百姓根本不了解内幕，跟着瞎起哄不会有好结果。 "文革"时学生们一腔子热血折腾了十来年，最后个个都被赶出了家门"上山下乡"了。我这个工人阶级的一员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就是死了，到阎王爷面前都不知道告谁的状。

　　要是没有高层人物的复出，需要用"平反"来纠正错误，靠我自己"上访"要想得到解放，那是根本就没门儿的。因此，我更是深切地感到，政治这玩艺儿是不容许小人物拿来闹着玩儿的。

　　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我对上层的斗争细节仍是不甚了了。 所以，我再也不会象"文革"时那么盲目冲动了。再说，我已是拉家带口的人，思想自然负担重了，年轻时的政治热情早已消磨遗尽了。

　　毕竟我是最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一直是逃不掉被发动和被利用的结局。虽说"文革"浩劫后，我的政治嗅觉和辩解能力强多了，如果再遇到政治运动，决不会再盲目伸腿儿了。这决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短处而心虚可怕，而是觉得太不"值"了。我总结出"凡在前台跳的人，都有后台在操纵。"既然如此，我还不接受教训？ 　

　在过去都是别人想，我干。现在我终于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了。这点儿"觉悟"真是来之太不易呀。如今咱可要干点儿经济实惠的了。

　　眼前发生的政治运动，咱这个小老百姓对上层的内情、细节，仍然是不可能有所了解。对这政治事件，我很自然地又把它和"文革"联系起来。当然，我既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又可怜他们又被人在幕后操纵了，最起码是被鼓动起来了。

　　总之，我当时就断定这些学生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又是学生们在大街上跳"光杆儿舞"。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工农兵不是主力，只是市民在旁围观那是决对不成的。就拿"改革开放"来说吧，其实"土地个人承包"不是知识分子发明的，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自己先搞起来的，这位农民才配称为救星，他这块云彩下的雨，浇遍了全国。他比那就知道喊口号，不知道踏踏实实搞自救的人要聪明百倍，中国人都能象他那样，能够自己救自己，中国也就有救了。邓小平的伟大在于能够发现谁是真正的救星。

　　我们两口子正关着门儿如此这般地私下议论国家大事。妻子的同学突然来了电话，她的同学是公安部下属的一个贸易公司副经理。这副经理亲自打来电话说，要给我们一项"活儿"。

　　我一听有活儿兴头就来了。他反复强调说："这活儿虽然没什么利，可意义大。希望你们两口子这几天不要出家门，一定要把这活儿干好。"

　　我回说："请朋友放心，我和小李向来都尊重老朋友，重视每个客户。钱是身外之物，朋友才是永久的靠山。有什么要求您就尽管说吧。"

　　副经理又重复了刚才的话，接着他又说："这活儿很好做。抗暴警察用的有机玻璃盾牌因为是透明的，所以需要你们做一批醒目的标志帖在上面。请你马上来取预付金，尽快完活儿。"

　　放下电话后，我意识到这是妻子的同学在暗示我们，要我们只顾干活不要参加运动，我已经意识到了目前的政治形势，比我要干的"标志"严重性大多了。我去公安部取预付金时，再一看大街上已经混乱不堪了。急救车嘶叫着一趟趟拉着绝食的学生。人人的脸上都透出严肃的气氛。有的市民们都纷纷捐献食品和衣物。学生们要跟最高决策人对话。我心想：为什么不跟我们普通老百姓多对对话？

　　我定购好做标志的材料后，就赶紧去装修工地，当时我正给街道办处的残疾人福利工厂搞装修。根据目前的形势，我规定工人八小时工作后都不准离开工地。谁离开就开除谁。我给他们支了些钱，要他们买些食品存着。这几天要轮流加班抢任务，争取提前竣工。安排完我就往家赶。我非常自信地想，带着工人施工和带兵打仗一个样，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到了我的工人上街游行时，就说明中国没治了。

　　收音机、电视机里宣布了军事戒严令。夜里各种声响搅在一起，搅的人心浮燥，妻子小李也是个大学毕业生，自然特别关注还在广场的学生们。

　　我本来是个思想非常活跃而又开放的人，此时此刻我却突然变的顽固而又保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坚决阻止她出门。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打开电视机，在这小窗口面前我整整的呆愣了一天，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播放长安街上开坦克车的画面，好清楚、好激烈。我当兵时没接触过坦克，大概用火点着这大铁疙瘩也很不容易吧？真比我预想的结果厉害多啦！

　　过了两天，工地来了电话说活儿干完了。看来工人们很听我的话，效率还蛮高的，工人们说要来领他们的工资。虽然工地还没有经过甲方验收，我也没有拿到结算款，但是公安部贸易公司已经把标志制作款全部结清了，于是我就答应工头们到我这里来领工资。

　　几个工头很晚才在库房找到我，街上因为戒严，早没有公共汽车了，他们是走着来的。开了工资的工头们拿了到钱就又走回工地了，工人为了挣点儿钱也真不易呀。

　　第二天，甲方来了电话，叫我赶快去工地，说是我的工人被戒严士兵打了。到了工地，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工头们说："昨天晚上从你那里开工资回来，半路被截住检查证件。我们都没带，当兵的就说我们是'暴徒'。我们是老老实实的民工，打死我们也不会承认是暴徒的。"

　　他们一起撩起衣服要我看他们的伤势。我皱着眉头想了想，这几个工头从我家出来，是不是早就被盯上了？说不准……。

　　不论怎么说，我也当过兵，当兵的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怎么行？我对工头们说："走！我带你们找他们部队领导去，我要问个清楚。"

　　工头们哭丧着脸说："算了吧，别耽误了老板的生意，我们还指望着工资吃饭呢。"

　　后来我去南方的时侯，当地人知道我是北京来的，就当着我的面说："你们北京人好能闹事哦！害得我们耽误了好多好多的好好生意的啦！"听了这话真叫我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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