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收　徒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我领到了"预备役军士兵役证"复员回到了原厂。

　　我刚刚二十岁，居然已经是个复员军人了！余厂长见到我回来了，格外的亲切。四年来厂子没有多大变化，余厂长仍然是技术副厂长，厂房仍是那座破庙。我被分配到车工车间，齐师傅仍然是机修组的组长，仍开那台老式的八尺车床。尽管我还想跟师傅再学两年，可齐师傅说："这有什么学的，在机器摇把儿上绑根儿骨头,连狗都会开。 "他又笑了笑说，"只要胆大心细就能独挡一面。" 　

　　当时，复员军人这个称号还是蛮光荣的。在部队我加入了共青团，复员回到电器厂后，自我感觉十分良好，除了完成每天的工件定额外，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社会活动中，编墙报、画板报、组织小乐队、排练文艺节目、民兵训练、体育活动……。我在学校里就打下了写写画画的基础，又在部队里练就了武枪弄棒、吹拉弹唱的本领，回到工厂全派上了用场。我带着学员们到区工人俱乐部演出，常常捧着奖状回厂。

　　在电器厂我处处感到有人信赖，有人欣赏，干起事儿来总是屁颠儿屁颠儿的。人生的最大的荣幸，还不就是能把自己的全部才干都充分地发挥出来嘛！

　　和我同一天当兵的孤儿李真宝，没有再回到电器厂，而是转业当了警察。一到星期天，他就穿着便衣来厂里找我玩。他是孤儿我也算半个，同命相怜吧，他知道我不爱走动，就硬拉着我和他一起当"雷子"──便衣。

　　他负责前门大街一带的治安，我俩就像闲逛一样，从一个商店逛到另一个商店，其实是在陪着他搜索着将要做案的小偷儿，看着他那手急眼快的擒拿动做，倒也煞是过瘾。

　　我在部队驯过战马，制服生马更多的是拼力气，而看李真宝制服罪犯时更多的是凭技巧，他的威风使得前门一带的小玩闹们对李真宝是又恨又怕。 　　有一次因为厂内加班，我没能陪真宝逛商店，在商店里一个小玩闹和他恰好打了个照面，那小子故意把真宝引到了箭楼的门洞里。前门箭楼的门洞有南北两对大门，当时南面两扇大门紧闭着，北面的两扇大门敞开着，这使得门洞里显得漆黑黑、阴森森的。李真宝追进门洞，忽听一声呼哨，一群小流氓把他围了起来。这帮小流氓一起凑上来，一阵拳打脚踢，血刃乱扎。李真宝一声不吭，沉着应战，无奈寡不敌众，眼看就要招架不住了，他拚出余力猛地一把抓住一个小流氓的裆下，只听一声惨叫，那小流氓当即昏死过去，这群小流氓被吓得雀散逃亡。

　　通过突击审讯被擒的伤残罪犯，这群小流氓被一网打尽，李真宝不但立功授奖，还被提升为派出所的所长。我为有这么一个朋友而骄傲，我也为没能陪他一起立功而懊诲。

　　在电器厂最令我兴奋的还是我身边的一群年轻人。一开春儿，厂子就召收了五十多个应届中学毕业生。加上新分配来的大专毕业生、中专毕业生，一共有百来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们，这些年轻人满怀理想、热情和精力。总之，年轻人到一起心跳都会加快，在我们车间里，一下子就分配来三个男四中毕业的高才生。我是团干部，自然会有一大群男男女女小青年儿围在我的身旁，尤是刚毕业的女学生，最爱"靠近组织"。

　　学员夏文立分配到我师傅的小组，给我师傅当徒弟，闻真和姜学伟就分派到我们小组给我"帮床子"，也就是说从此我也有了两个徒弟了，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男四中金质奖章获得者。当了团支部书记我都没有为人师表的感觉，自从收了两个徒弟后，我却感到非常自豪起来。

　　"师傅。"闻真用中指向上推了推黑框深度近视镜，"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徒弟啦！请多指教。"

　　"我比你才大两岁。"对这突如其来的称呼我感到很不自然，"你的同学夏文立是我的师弟。你们不用管我叫师傅，就叫我大乔得了。"

　　"又不是父亲的父。"闻真又把中指放在两个镜片中间，又向上推了推说，"现在都把师傅的傅写成付出的付了，这就用不着安老规矩排辈儿啦。" 听了这机敏而又雄辩的对话我觉得轻松多了，两个人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听说你特别爱看书？"见闻真非常善谈，我就问"你最爱看什么书？"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还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真够复杂的。"我心里想，但没说出口。从此，我和师弟、徒弟常在一起换书看，并在一起谈论书中的人物。

　　紧跟着厂里又分配来了一批复员军人，有一个长得有点向林彪的复员兵叫武维基。他虽然是瘦瘦的又矮矮个子，却显得很精干，分到我们车工车间就被当选为了团小组长。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他很少发言，总在会议结束时说两句服从决议之类的恭维话，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跟谁都处的来，所以进厂以来没和任何人发生过矛盾，尤其是复员军人之间关系更密切，武维基虽比我晚一年入伍，见了面仍有战友的感觉。

　　据人事保卫科的科长说，分到我们厂的这些学生，绝大多数家庭出身都不好，而且思想特别复杂。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全靠专门的组织、细致地引导了，厂党委特意召集我和人保科的两位干部，在一起研究布置工作。

　　这两位"人保"干部都戴着深度近视镜，一脸的书生气。大眼螳螂一样的曹致波主管保卫，有点像日本翻译官的何祥负责人事兼档案工作，他又兼厂工会的组织委员，他们把我叫到人保科来共同商讨青工的教育问题，这也是厂党委的意思。我是厂团支部书记兼厂工会宣传委员，他们俩都是脱产专职干部，我是不脱产的业余干部。厂党委非常重视青工教育工作，特意让我临时脱产几天，把我和高、何三人叫到一起专题讨论青工的问题。

　　当时讨论"出身论"已经成了共青团的工作重点，社会流传："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团中央提出："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来说去还是要把青年人分为三、六、九等。

　　我最反对的就是"插标签"：对事物的认识最忌乱"插标签"，有了标签就会先入为主一叶障目，对人乱"插标签"是会害死人的，给国家乱"插标签"是要亡国的！ 高、何二人吃惊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两认为我的观点是"大逆不道"，认为政治首先就是治人，不分类就无从管理。我说：我就烦人管我！但我也没犯法，年轻人只能引导。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又没有充足的理论驳斥我，尤其是我主管团的工作，他们还要捏着鼻子配合我。

　　共产主义青年团虽说是群众组织，但享有的威望却是很高的，被称为党的助手。而中国共产党就是权力的象征，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个很简单的逻辑概念：只有入党，才能作官，只有为官，才有权力，有了权利就有了一切……。

　　这些出身不纯正的青年们普遍的认为：不靠近团组织，就是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就没有任何出路。受到"血统论"的影响，出身不红的子女，认为入团是高不可攀的。凡是有自悲感的人又都有优越感，他们一方面为不可选择的出身而苦恼，同时又为家庭教育的优越而庆幸，这就是他们"思想复杂"的所在。

　　我要向他们宣传：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团的大门时时敞开着，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出身无法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希望我们能走到一起来！打这儿以后，每次我讲完团课总有一大群青年男女围着我问这问那。

　　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老是困扰着我：在天津当兵时，驻地杨柳青美女如云，每当星期天到街上走时，两眼直勾勾的盯着活泼可爱的姑娘们若有所失。部队在小站种稻子时，我经常和战友一起在河边扯着嗓子唱情歌，只盼着有个姑娘能听到，异性像个谜一样在我的头脑里盘旋。而如今，一大群年轻又活泼的女学生围着，我却没有了非份之想，好像她们都是我的亲兄妹，我就是理当爱护她们的老大哥，有时还故意摆出很威俨的样子。

　　只有在暗地里我才有一种自卑感，觉得他们的学历都比我高，在这些比我小几岁的年轻人面前，我总感到自己是个年龄和班级不相称的"蹲班生"，我只有靠加倍地努力学习赶上去的份儿。

　　另一方面，我发现有的小青年尤其是一些女青年，在和我接近时总把这当作是"靠近组织"。在我面前总是要表现出"积极进步"的姿态，这反而失去了许多真情实感。既然她们靠近的是组织而不是我个人，我怎么能假公济私呢？我越是要控制这距离，人家越说我有架子。

　　在共青团频繁的文体活动中，我总是以老大哥的面目出现，只要我和其中的一个女青年接触的多了一些，马上就会发生诸多的传言。中国人在"男女关系"上，受传统意识影响太深："只许意会，不能言谈。"其实这"意会"比"言谈"更龌龊。如果真有"谈恋爱的感觉"倒也无所谓传言不传言，令我烦恼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种感觉。

　　我也曾冷静地剖析着自己，并非找不到对爱情的感觉，而是头脑里的条条框框太多了：爱情发展的顺利总会要结合的，有志者只有在事业发展的最高峰，再去确认爱的感觉才是最明智的，因为你自己的层次在不断的提高，你的事业处在哪一个层次中，就会有哪一个层次的朋友，你处在另一个高的层次中，随之就会交到相应这个高层次的新朋友。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提高到什么层次，在我看来，将来自己成了画家，就得找个会画的；将来自己成了作家，就得找个会写的；即使将来成了乞丐，也得找个会要饭的。想找个女朋友，又不敢找，找错了可不得了，因为女人跟神仙一样，请神容易送神难哪！

　　既然为人师表，就该有个师表的样子。我甚至可笑地学着西方政界人士的样子，"搞政治就不搞女人，搞女人就别再搞政治。"我傻乎乎地暗下决心：在干团的工作时不谈恋爱，什么时侯不干团的工作了，什么时侯再谈恋爱，决不给组织抹黑。 　　从此，一有时间我就把头埋在书本里，我要把所有该在学校里读的书，都在业余时间补上。我的床头天天放着一本《毛泽东青年时代》，反反复复地读，想在书中寻找做人的真缔和成功的奥秘。

　　我又借来许多有关机械制图的书，中专毕业的姜严成了我的辅导老师，他毫不隐讳地对我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什么社会也离不开技术……。"

　　虽然我的学历不高，但我深信靠自学也能成为工程师，因为我的父亲就是由一个庄稼汉学成为工程师的，我不是照样能当工程师吗？ 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桌子上摆满了绘图工具，写呀，画呀……。我想：我父亲能办到的事我也能办到！我决心三年之内不吸烟、不喝酒、不找女朋友，不钻研出个名堂来决不罢休。不理解的人认为我是"牛气烘烘"，其实我和爷爷一样地被人误解，爷爷无论和谁见面儿都是扬头看着天。而我只顾低头看着书，来了人头连抬也不抬，姑娘们都笑我是"书呆子"。

　　自从看了许多许多的书以后，我觉得是比以前聪明了，尤其是当了团干部，需要读更多的有关政治的书，还有我的徒弟闻真借了我许多名人传记，看过这些传记以后，我觉得自己也要在社会上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