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岔　路

　　社会的动乱必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工程断档。我在流浪的时侯就强烈地感觉到：社会的大气候不好，你个人再有能力也徒劳。个人有点本领只能解决生存问题，要想发达还要靠大气候。

　　过去的流浪生涯使我学会了在社会缝隙中蜿蜒爬行，如今的市场竞争也需要我适应环境，我没有巨资、背景、基地作靠山，只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为了在商战中生存我只能咬牙坚持！

　　干装修工程也不可能一个挨一个，总有接不上茬儿的时侯，尤其是前一个工程已经结束，后一个工程的资金还不到位，进也进不去，退也退不出来，难受死了。既然工程队由我承包，我就得自负盈亏，一切经济损失都由我一人来承担。

　　只要眼下一没了工地，我就像热锅的蚂蚁乱了手脚，下一个工程何时开工，那是一点把握也没有。虽然老婆孩儿不至于饿死，可是技术人员得养着，没活儿也得开支。 我把工头们全部撒出工地都去跑业务，这些人干活倒是把好手，可跑业务的水平却都不行，跑了几天不但业务跑不来，外勤的开销却更大了。一但裁员，这些失了业的人就像"定时炸弹"一样，不但对社会是个威胁，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我的家。尤其是外地没有多少技术的民工，一没了营生就麻了爪儿，没了饭辙就会挺而走险，非抢即偷。

　　有的在技术上能顶大梁的，我还真舍不得放他们走，我这儿不放，别的装修队还来挖墙角呢。顶事儿的技术人员一放，走了就没谱啦。等你有了工地，人家早已经远走高飞了。你想再用他们就得长工资，就这样他们的日工资由当初的三两块钱，让这些民工们炒到日工资五、六十元，包工头们忍气吞声只有把这危机转嫁给客户，客户就是甲方，要想叫甲方接受这危机，就得使劲儿拍甲方的马屁，这又助长了甲方吃"回扣"的瘾头，建设市场就在这恶性循环中越搞越乱。

　　中国人有个坏毛病：一听说干什么吃香就一哄而上。当初长春君子兰吃香，狠不得全国都种君子兰，后来贸易公司吃香，于是举国上下搞贸易，恨不得全民皆商。一听说装饰工程吃香，就一窝风搞装饰。土建队里抽俩人就成立个装饰公司，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没当几天工地的小工就各个都成了装饰技师。弄的装饰业鱼目混珠"狼多肉少"，结果大家都吃不饱。

　　工人多，工地少，没了工地就乾耗着，十天半个月还熬的住，一等半年没活儿就"瞎菜"了，只能把工人都放走，把库房的大门一锁，那感觉就跟倒闭一样。所以好多公司都想搞多种经营，广开门路。 　　大公司出大价钱把工程都垄断了，小公司就出阴招儿缆活儿，托关系，走后门儿，降低取费标准，贿赂甲方主管，请客送礼大肆挥霍。资本更小的公司出不起这无底洞一样的"前期费用"，就得干等着被吞掉。

　　一时没了工程，我也总得想个辙呀？感激部队教会了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庆幸我当过"牛鬼蛇神"学会了在社会的缝隙中蜿蜒爬行。大丈夫能伸能缩：我开着那破烂的二手面包车到处跑路子。

　　有一次路过大兴县看到有的同行在拉西瓜，这也许是条门路，也不管懂行不懂行，能挣钱就干。

　　大兴地处北京正南，大兴县的西瓜地都连成了遍，塞北的风沙都屯积在这里，沙地最适合种西瓜、白薯、花生……。沙地的种植物，水分蒸发的快，糖分沉淀的多。所以这儿西瓜格外的甜。西瓜田一望无际，西瓜秧爬满沙地，大西瓜油亮可喜，小算盘我也打的仔细。我没有做过买卖，对倒瓜更没把握，不过我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就凭我这灵活的头脑，怎么还算计不过一个老农啊？

　　我把车停在田边，瓜地的主人立刻就热情地迎上来："老客来看瓜呀？"

　　我假装内行地问："这是京欣一号吧？"

　　瓜主随手摘了一个瓜说："您真是好眼力。"只听"啪！"的一声，瓜主用手掌把瓜劈开说："您先尝尝！薄皮红沙瓤，保熟保甜！" 　

　　我尝了一口，这瓜真是名不虚传，就问："多少钱一斤？"

　　"零售五毛，多买便宜。"

　　"您这价儿和城里瓜摊儿差不多呀？"

　　"卖主从来都是'满天要价'，就看您这买主'就地还钱'啦。您出个价儿吧。"

　　干工程我是技术和劳力的卖主，建设方是买主，施工方是卖主，所以甲方先让我作预算报价。自由市场也是卖主先出价，到了瓜地我就是买主了，他让我这买方先出价，这不是故意"将"我的"军"吗？得提防他"宰"我，我用在厂里学来的"0.618── 黄金分割线"先和他"杀价"。经过仔细算计，我投石问路地试探着说："三毛钱一斤。"

　　瓜主说："二百斤以上，这价还凑合，买少了您还得加价儿。"他似乎知道我的车只能装二百斤。

　　"好。装车！"我心里盘算着：一斤赚两毛，拉一趟净赚四十元，这就是过去我的一个月工资啊？干的过儿！

　　我对做买卖一直没有信心，这一次我居然这么顺利就跑上了买卖。其实做买卖的绝窍不就是"低买高卖"吗？没什么高难技巧，往后我也跑买卖，挣大钱。我越想越觉得路好走，就把一汽车西瓜直接开到了居民区。

　　为了急于把货出手，我打开汽车后门就像当初练剃头一样吆喝开了："来呀，来呀。两块钱一个随便挑哇！"

　　北京的西瓜刚上市，居民看到新来的西瓜个也不小，就都拥上来了。一个小伙子拨开人群问："这是你的西瓜？"

　　"没错！刚从地里摘来的。"

　　"有营业执照吗？我知道你就没有。跟我走，这瓜没收了。"

　　一听这话我就傻眼了，有几个买主一听是工商管理所的人来了，抱着瓜也不付钱就溜了。管理员还算客气，只罚了五十元，他说再看到我，就把汽车给扣下。

　　我也顾不得数数丢了多少瓜，开着车就走。我想回家算了，可回去怎么说呀？给媳妇买了一车西瓜尝尝？说不通。我就把车开到一个瓜摊儿上，练瓜摊儿的是个老太太。我对她说咱是批发西瓜的，天黑了想把这瓜甩卖了。老太太看了看瓜说："小伙子啊。你这是头一回练西瓜吧？这瓜多一半儿是生的！"

　　"不可能！"

　　"不信你挑出几个来打开看，如果生瓜不超过一半儿，我赔你。"

　　我就不服气，抡起老太太切瓜的大刀片儿，开！开！开！……。连切几个，结果都是生的，卖瓜的老太太看着我那傻乎乎的劲儿，偷偷笑了。

　　看来真是"隔行如隔山。"那！我把一车瓜白送给老太太，由她去处理吧。

　　 　　我有个处世原则：大气候好了就求发展，大气候不好就求生存。没了财路，总不能这么乾呆着哇？不养工人也得养汽车呀！汽车越不跑越爱锈，而且养路费也得照交不误。跑几趟黑车能把耗油钱挣回来就行了。于是，我开着破汽车满大街扫马路，也许能扫上个客户，先挣点儿汽油钱再说。

　　也巧了，有两个小伙子在马路边正愁找不到汽车呐。小哥俩要到易县去跑钢材买卖，问我拉不拉。那还用问，上车！在车上讲好了价，拉到县城一百五。如果往返二百五。我盘算着如果天天有这活儿，我就不干别的啦！我兴致勃勃地飞驰在公路上，随着车内的录音机，我轻声地哼唧着流行歌曲。

　　路顺车快，眼看就要到易县县城了。 突然我发现在汽车的右前方，有一只汽车轮子在转动，奇怪了，这只轮子怎么能自己跑？这倒不错，把它追回来起码能值二百元。 当我把车停下来的一刹那，只觉得我的车向右侧偏下去。下车一看原来跑在车前的竟是我的右前轮！那俩小子从后座下了车，见我去追车轱轳笑得弯了腰。

　　我怀里抱着轱轳叫他们帮我装上，他们反倒乐颠颠地扬长而去了。

　　我抱着轱轳追着喊："喂──，你们给我坐车钱哪！"两个小子回过头来向我摆着手说："白白了吧，您哪！"我怕为了追他们再丢了车，只好认倒霉，气的我发誓说："往后我再也不拉黑座儿了！"

　 听说和我同一天在同一个区入伍，又同在一个连的战友京凡如今发了财。在部队时我俩都是文艺骨干。超期服役后，复员的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京凡看到自己在部队有前途，就留在部队当了指导员了，后来又调到军部当协理员。

　　照他的话讲：当了十八年兵，没接触过一个女人，这官儿当的，也真够累的。好不容易有人给介绍个对象，一政审就给毙了，据说对方是"黑五类"子女。

　　京凡一气之下，官儿不当了，转业结婚。回到北京，自从与这位政审不合格的姑娘结婚后，竟在改革的大潮中发了大财。

　　京凡自从和这不"红"的少女结婚后，小日子越过越红火。不久两口子变成了四口子，为了养家糊口，京凡的媳妇天天踩着缝纫机，做些小孩衣服到大街上去卖，孩子下学也帮大人看摊儿。

　　有一次小摊被人一抢而光，两个孩子哭着跑回家，一家人抱头痛哭后，擦干眼泪继续拼命地赶制小衣服。几年后，京凡的媳妇到远郊县开了三个服装厂，在秀水街开了个服装店。定单越来越多，工厂越办越大。

　　我的战友小施对我说："咱们找找战友京凡，到他那儿取取经得啦。"

　　老几位相聚后，京凡大摆宴席招待久别的战友，三十年后再相聚，各自都是一本书。

　　小施复员后回到原厂，现在也是供销科长了。小施见满桌的酒菜说："我在单位几乎天天吃请，都腻了。还是介绍介绍你的发财经验吧。"

　　"啥子经验？还不是赶上了好时运。有了机会，拼命干就是了嘛。"

　　我觉得人人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机遇，不见得人人都能发大财，京凡发了大财必定有绝窍，我向京凡请教，他感慨地说："要我介绍啥子经验嘛？上边一开放，你在下边玩儿命就是沙！"

　　看他说的好轻松，我也玩儿过命，没有财运，玩儿命也白搭。我倒是想玩儿命干，可是没活儿了，工程断了档。改行开服装厂？工厂没了定单，一大堆机器怎么办？

　　北京练服装摊儿的多啦，京凡的服装在秀水街直销，老毛子见到了最好的质量，最低的价格就一拥而上，定单全是上万件的。怪不得衣、食、住、行服装排在了首位。

　　中国人有个坏毛病：什么快就一哄而上。市场的经验告诉我"追臭不追香！"我要是转行改做服装，等我追上了，服装也快臭了街了。我决不能粘上这个臭毛病！

　　因为我和许多国内外老板的关系一直没断，所以建设市场一好转我就又有工程可干了。好不容易又来装修"活儿"了，我赶紧组织人马。

　　北京城外有许许多多以行业分类，自然形成的外地民工集结地。四、五个民工一个月花一、二百元钱，合伙租一间老乡的民房。

　　老乡见有利可图就家家搭小棚子租给民工，渐渐地就行成了散落于城乡结合部的行业村：如"浙江村"、"安徽村"、"江苏村"……。

　　我到各村找到我原来的工头，他们都知道我的信誉好，从来不苛扣工人工资，而且工价也比较合理，所以一听说我又来了工程，马上就为我调兵谴将，民工们一呼百应，瓦、木、油、水、电，各工种的民工立刻就集结到我的库房。我不但了解每个工人的技术水平，连他们的家属在不在北京我也了如指掌。有些工人还私下给我留下呼机号码，要和我直线联系，有些家庭装修的零活我就直接让他们和客户联系，我从来不干家庭装修的"活儿"，工价降到最低，客户也嫌高，干得再好他们也觉的不上算，买个座钟恨不得让你再饶他们一块手表。

　　只要有了大工程我就把工头们请来，由他们带着工人们包清工，工人要直接和我联系，我就要求他们服从工头的领导，这样我就避免和工人直接发生矛盾。我当初总想组织个长期固定的工人队伍，现实的运作中很难实现，民工的流动性太大，我服兵役时最短也得三年，有的民工干不到三天就跑了，新来的民工技术跟不上趟自己就遛了。熟练技工有了一点儿本事就自己拉杆子建队伍当小老板去了。搞装修和搞建筑完全两股劲儿，流动更频繁，我索性不建正规军，只建联络兵站，不搞固定模式，随现实迅速应变。

　　无论我接到多么复杂的项目，我用自己独特的经营战术都能应付，开工前我都按规矩向工头们进行技术交底，经过一番交代，他们大部分都在我的手下干过，觉得和我干踏实，只要我一声令下，民工们就各自拿上我早已准备好的电动工具跃上汽车，浩浩荡荡地杀向施工现场。 　　还是装修"活儿"又把我拉回了正路。我深深地体会到："干自己熟习的。"只要有了"活儿"就等于又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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