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离 职

  我们结婚时自己有五百元,又向同事借了五百元,一正一负等于零。这是真正的零的起家,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奢华的家具,唯一的大件就是我自己动手打了一套转角沙发,我自己动手画了一幅大国画,小小的洞房也是很有一番特别的情趣。

  白手起家更促进了我的拚劲儿,为了早日还清债务,每天下了班我就去揽活儿,直到午夜我还吱吱嘎嘎地干个不停。吵得邻居流着眼泪找到厂长面前告状,厂长说如果我还在宿舍里干私活儿,就把我清除出宿舍。

  科长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要我带着两、三个工人,在花房的温室里干,挣了钱大家分奖金。

  只要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老百姓就有的是具体办法,没了办法也能逼出办法来,关键就看怎么引导了。余金田离休后武书记如今又当上了电器厂的厂长。武维基的长相颇像那个"永远健康"的人物,只是脸色和华安寺的墙很配套──灰灰的。他要在厂内搞"三产",并成立"综合服务公司"。

  为了摆出"改革开放"的架子,他张榜招聘公司经理。全厂谁也没想到我会第一个揭了榜,并且草拟了"就职演说"。我本不想"当官"只想搞趁改革开放大干一场。别人还在前思后想、左顾右盼的时侯,我已经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了。 经过厂领导研究,认为我不是共产党党员,不能出任经理。一个已被厂内"编外"的工人,而且以前又是"挨过整的人"一下子当了经理,显得有点儿太太滑稽了。最后厂长决定派党员干部曹致波出任经理,我只能当个配角。咱本来就不是为了争"官儿"当的,只要有个能练得开的场地,干点事儿就行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厂长发了个红头文件,宣布:"乔锦星为'综合服务公司'副经理,享受副科级待遇。"我仍然和当工人一样亲手干活,为了提高效率,我骑着老丈人的残疾人摩托车,到处去揽活儿。

  小李也学着我的样子一下班就到处去揽活儿,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把自己刚揽的一个甜活儿,无偿地转给了"综合服务公司"。

  我在全公司的大会上向职工宣布:职工多劳多得,奖金不封顶,公司一年之内买辆汽车。扩大再生产。

  我们这位忠于职守的大经理曹致波,仍像在"专政队"里看着劳改犯一样,死死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借厂内的汽车去拉料,出发前曹致波把司机拉到一边,暗地里叮嘱:"这次出车是拉料,如果乔锦星叫你去别处,你不许管。"

  我想顺便交张发票,司机硬是不听指挥。这还不算,曹致波纵着瓶子底的近视镜对我说:"活儿谈成了,客饭可以报销。如果活儿没谈成,外出就餐或是请客饭,公司一律不管报销。" 为了给公司谈成生意我自己掏钱请客,而经理为了拉关系,每次请客就从会计那里拿张无限额支票,大吃大喝地糟完了,只要甩给会计一张报销发票就行了,这明显是拿咱当外秧儿开涮!我忍气吞声把手头的活儿干完了,然后马上提出卸职不干了。

  曹致波一听就大发雷廷:"你想不干,甩手就走?你得把贪污的事儿说清楚再走!"   我也急了:"你这个政治流氓,既然说我是贪污,有本事把我送进公安局去。"

  真是"钱好挣,屎难吃。王八好当,气难生。"没想到"文革"的阴魂到如今还是不散,这些"党卫军"式的人物,还是用老一套:把党的政策塞进自己的内容。   这种人不光是用"对策"来化解党的"政策",而是在"瓦解"民心。

  我也解释不清,只能对武厂长说:"我不干了!"

  我也早就意识到自己跟本就没有"官运",在"文革"之前我只是个不脱产的团干部,虽说是"重点培养对像"也算是个"官坯子"吧,眼看就被余厂长培养成了接班人,赶上"文革"我和余厂长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这次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我又被推上了"副经理"的位子上。我的初衷是想大干一场,本意是不想当"官"的,可实际上也算个副科级的"芝麻官儿"了。这真是命里无官注定要下台的,这不,沾了边儿就倒台。

  我想干好,天意不容,我只能用"命运"来为自己解心宽。其实,个人的命运何时离的开国家的大环境、大气候?!

  再说了,就我这野性子,哪儿吃这一套? 当我说出不干的时候,武维基似乎早有预料。他的人事制度人人皆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当时他同意我干,也是为了应应"改革开放"的景儿,表示他也在"紧跟形势"。当我自己提出不干时,这正中他的下怀,武维基巴不得有这么个结局。 武厂长和当初一样从来不穿西服,穿制服也是兰色的或灰色的,并把领勾规规矩矩勾好,好像只有这个打扮才受人尊重。此时的武维基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我们可是对你没有丝毫的成见。既然你提出不干了,我可要再发个红头文件,撤消你的副科级。"

  我满不在乎地反激道:"当初我就不是来当官儿的,好像我挺希罕当傀垒似的!干脆,我离职。你给我办手续吧!"

  我并没有感到离开工厂是什么丢人的事,撤退也不意味着是打了个大败仗。世上没有被彻底打败的军队,都是败在自己的手上的! 离职等于砸了自己的"铁饭碗",这是背水一战。我和李漱容早就预料过:要干就自己干,绝不和公家单位瞎掺合。

  当时好多被挤兑的没了路的人,就去做小买卖,反倒换了个"金饭碗"。我是个实在人,要是真的做上了小买卖,弄不好把裤子都赔光了,还是搞点儿自己比较熟悉的吧。我只熟悉工厂,虽然也会写写画画,离挣大钱还早着那。

  离了休的余厂长听说我要辞职,就苦口婆心地对我说:"可不能离开组织啊!在单位上班,个人有了问题,组织上会帮助解决的。最保险的是生、老、病、死国家一包到底。靠死工资是少了点儿,可这是正路啊!离开单位一切都要靠自己闯,如果闯出麻烦来,连个退路都没了……"

  "好多事就是因为退路太多,所以才干不出个名堂来。"我感到老厂长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才这样劝我,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心里话一骨脑全倒出来:"余厂长。您总算是退下来了,今后也就没啥危险了,不然您比我的险情还多。"

  看着余厂长那苍老的面孔,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心里话,您这一辈子,全是靠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干工作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了,您得靠头脑工作了。我说这也没用,反正您也离休了,您就就别为我担心啦。我相信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会越来越好的……。"

  离职手续很快就办完了。第一步就是安电话:秦小秦生气地说:"你们厂长家还没安电话,你摆什么谱儿?"

  想大干第一要有通讯工具,第二要有交通工具……。还没开张就安电话,下一步就是买汽车!这是为是将来求发展的需要,要干就得这么干!

  我砸了"铁饭碗"后,小李天天早出晚归地上班,生怕也丢了饭碗。

  没多久她忽觉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查才明白,原来是她在不知不觉中怀了孕,开始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医生建议她马上住院进行保胎治疗,她才相信了这个奇迹。

  这使漱容又兴奋又惊喜地投入了妇产医院住院部。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和这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家,我要负起男人的责任。

  我虽已"人到中年,"但我仍保持着那股勇于拚命的精神。我骑上自行车跑遍北京城,全力以赴地到处去揽活儿,而且活儿越干越大。后来竟以"挂靠"的名义承接装饰工程。

  工程范围也越来越大,很快就有能力承包"交钥匙工程"了。小李为了保住肚子里这小宝贝,整整住了一年多医院,我在工地上也钉了整一年。"活儿"越干越熟了。路子越走越广。

  所谓的"活儿"就是干事要灵活。高级装修当时是个新行当,谁也称不上老资格。就看谁能跟的上新潮流,谁能尽快掌握新工艺,谁能最大限度地使用新型材料。我亲自动手,带头领着工人在现场摸、爬、滚、打,攻下一个个难关。

  工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乔工。"小李见我天天乐合合的就开玩笑地说:"有什么可美的?别以为自己就是工程师了,大家都叫你乔工,是叫你:乔工人!"

  我也笑了"工人有什么不好?干工程就得靠我这样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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