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奇 遇

  一九八五年初"开放搞活"的春风早已吹遍了神州大地。二月份摄影协会主办"函授专刊"招聘编辑,通过考试我被录用了。看来我的业余大专文凭也起一点作用,我用了三年的业余时间读完了"现代文学函授大学"。如今又来当"摄影函授院校"的专刊编辑了。

  我在工厂上班,怎么又能去函授院校坐班呢?那是我耍了一个小手段。厂总务科为了搞活经济,在我的提议下买了台豆芽机。一斤绿豆能泡出十斤豆芽菜。这在花房的大棚里只是稍代脚儿的事,这就算是多种经营吧。 试运行了半个月,经济效益还挺好。于是赢得了科长的欢心。我是光棍一个人,倒也无牵无挂。经过齐科长同意,我夜里值班看豆芽机,白天去学院当编辑。其实我对这两项工作,抱的是一个目的──挣钱!我要把自己碗里的"汤"变成"肉"!

  到了星期天我就蹬上总务科的三轮车,满大街地叫喊着卖豆牙菜,我不知道搞文学的人到大街上叫卖豆芽菜,是否张得开口,尤其是正碰上抱着孩子的刘芸来买我的豆芽菜!

  她胖了,我瘦了。她穿着鼓鼓囊囊的羽绒服,混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

  我穿着破绵袄围着脏围裙,套着变了色的白套袖,带着中间一片黑的大口罩。在浑暗的路灯下,一开始我俩一下子都没认出对方来。

  刘芸吃力的抱着孩子,旁边的男人提着大包儿小裹儿。

  "怎么卖?"女人问。

  听这声音好熟悉,我应着:"三毛一袋,事先秤好了。"

  听我答话她一楞:"是你?"

  我也一楞,出了一身白毛儿汗:"是你?"

  我无法表达当时的心情:自卑感、罪恶感、羞愧感就差鼻涕眼泪一起下的流感了。

  而她却很坦然:"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那口子,刚从意大力回来。"

  我赶紧点头,对方也受了传染似的点头。

  刘芸又用下颏指了指抱着的孩子说"这是我们的小贝贝。"  

 我多么希望那小宝贝就我的种儿!仔细地端详着,那小家伙一点儿我的影子也没有,倒是很像那位从意大力回来的幸运儿。

  刘芸并不在乎我的表情,又问:"你怎么干上这个啦,你还搞你的牌楼吗?"

  "搞牌楼卖不了钱,豆芽菜倒是能挣几个子儿。"我问她。"你还搞你的古塔吗?"

  "改革开放了,我的古塔也放下了。"

  "那么你在搞什么?" 

  "他回国后搞了一家公司,我在给他当会计。"

  我知道她说的那个"他"就是她的老公,她又问我找到合适的没有,我只能回答总是找不到合适的……。

  "豆芽菜!买了呗,买豆芽菜嘞!……"我用高声叫卖缓解着自己的尴尬,随手把两袋豆芽菜塞到刘芸的那个"他"的手里说:"哥们儿,拿着,拿着。送你们俩袋儿尝尝,我自己生的,别客气!"

  那男人看了一眼刘芸要说什么,我忙替他说"你们可别不好意思,我才真的不好意思哪,您要不接受那就没意思了……。"

  "那好,白白!"

  "白白,白白!"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兴趣都改了,一个女人找到不同的对像,连自己的命运都会改变。我虽然还没找到"合适的",但我的志向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卖豆芽菜和当编辑一点儿也不搭边儿,但我把两样干得都不错,反正这两样都是我的第二职业,当编辑本来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行当。在编辑部工作就跟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只不过是通过数格子,培养优秀生而已。

  在"函授专刊"就不同了,都是摄影界精英的论文,文章改不得,只须把零乱手稿誊在稿纸上,然后再送到印刷厂,变成铅字就行了。 编辑成了抄写员,唯一使我感觉良好的就是接触了许多摄影界的老前辈,还有就是每月又能拿到六十元钱工资。等于我每月都拿双份工资,当花工一份,当编辑一份。

  "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掀起一股经商热。人人大谈生意经,"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大有全民经商之势。

  有人见我搞豆芽机就对我说:"这是小打小闹儿。不如倒买卖,赚大钱!"对此我不肖一顾。我总觉得,就那么一碗粥,从你碗里倒到他碗里,再从他碗里倒到我碗里,倒来倒去这碗粥越倒越少。倒粥的人,个各碗里都粘了点儿,但谁也吃不饱。还不如自己煮粥,再少也比粘的多,所以凡是倒买卖的事儿,我都躲的远远的。我的宗旨是:要干就干能为社会增砖添瓦的实在事儿。

  当总务科的豆芽机产生了经济效益后,我又提出在防空洞里养蘑菇的设想。齐科长对此仍是特别感兴趣,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再去编辑部搞"第二职业"了。本来白天卖豆芽的人手就不够,我也不能总上夜班,科长让我选择:要么就回厂搞多种经营,数钱。要么就去编辑部,数字儿。

  在物质和精神面前,我选择了前者,毅然地离开了编辑部。

  当时在编辑部里工作特别忙,新招聘来的编辑们各管一摊儿,无暇相互通气儿。离开编辑部时大家互留通讯录,相约今后多联系。

  在编辑部里我与李漱容只是见了面打个招呼,连句话都没说过,她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本科毕业生,分配到相机厂当助理工程师,因为工厂不景气,就应聘到"函授专刊"来做编辑,后来她也被工厂要回去了。 我和李漱容分手后,随之还有几个人也离开了摄影编辑部。不久我就按互留通讯录的地址给大家写了邀请信,希望互通信息不要断了联系。

  李漱容接到我的信以后,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来找我。

  那是个春末夏初的一天,身材瘦俏的李漱容,上着白衬衣,下着红裙子,头顶白色宽檐遮阳帽,下蹬白色漆皮高跟儿鞋,显得那红裙更耀眼,显得那身段更苗条。

  与之强烈反差的我:破背心儿、大裤叉、趿拉着拖鞋邋里邋蹋。肥衣遮不住臃体,一双粗手如刨土的耙,泥腿子被汗水儿勾画。

  我俩都为对方的形象看呆了,愣了半天她才向我打招呼:"你好吗?"

  我也点头称诺:"好哇?"

  我把她领到宿舍,在宿舍里小李巡视着破桌子、烂凳子和上下两层的单人床。非常失望地问:"这就是你在信封地址上写的那个家?"

  "没错。"我以为她是在笑话我,并看不起我。我就来个张飞卖豆腐──货软嘴硬:"我虽然穷,但是我有两只巧手!"

  我和玉萍离婚,又和刘芸分手。不但经过了一回婚姻的失败,又尝到了一回失恋的苦痛,我的心境灰冷,眼前的李漱容和刘芸不相上下,也许这又是一次"天赐良缘"吧?

  是自卑感使我失去了刘芸,我不能再轻易地把飞来的机会白白地丢掉了。

  我一反往常的自卑,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现在穷,我这双手什么都能创造出来!"

  李漱容只露出一丝微笑,就再也不说话了。

  她走到窗前,这个占了半面墙的大窗子,被我改的像个货架子,木架上错落有秩地排满了花木,木架虽粗糙,那上摆的却都是我精心配育的"绝品"。

  窗前的木桌上摆着一盆大榕树盆景,五个分枝拥着主干,茂密的翠叶像五个活泼的孩童,我称这盆景为"五子登科"。

  漱容指着一颗大花君子兰问:"这也是你养的?"  

 我点了点头说:"他叫'来日方长'属于短叶系。别看它现在的小短叶子不起眼儿,一到春节就放长箭,开大花,美极了!"

  漱容又走到占了一面墙的书架面前,书架也是用粗糙的木棍直接钉在墙上的,她用纤指轻抚书背问:"这些书都是你的?"

  我点了点头,猜测着她说话的含义。

  她抽出一本书奇怪地问:"这么多书,各种学科的都有,你到底是搞什么专业的?"

  我笑了笑,回答道:"人家都说我是杂家。我的正式职业也比较杂:以前是车工,现在是花工。"

  "花工?……真可笑。"

  难到干花工就可笑吗?你以为花工就是拈花惹草的工匠吗?"小看人!"我没敢出声地嘟哝着。

  "没想到你干的行当,和我父亲是一个工种,我父亲是园林局的。"李漱容似乎找的了同盟者,也许她怕别人看不起她父亲的工作吧?或许是为我们是同一工种而骄傲呢? 翻看了几本书,她又摆弄起书架上放着的雕塑。她看不上我的泥塑,却看中了一个用车削铁屑组成的造型,小李莫明奇妙地左右端详着……。

我告诉她那雕塑叫《旋律》。是我亲手做的,曾在一本大型刊物上发表过。小李仍然是不吭气。 是啊。这些雕虫小技,怎么能让一个素质很高的姑娘动心呢?(作品《旋律》的照片)  

  李漱容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她走后,我认为人家姑娘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大学生们有那么多老同学,她怎么会看上我呢?

  国强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劝我说:"大学生也是学生,她们和同学们混熟了,谁都知道对方那两下子,倒没了吸引力。遇到大哥这么成熟的,又透着有才气,更有吸引力。尽管大哥都是些"歪才",您那才是越"歪"就越是个谜呀!"

  我知道这是国强对我的安慰。

  因为我各方面的条件都太差了:首先是我的年龄比她大了十四岁。其次是他有大学本科的文凭,而我只有小学毕业证,还在文革中弄丢了。另外,人家是黄花姑娘,而我是离过婚还有个小女儿要抚养。   再说了,小李在单位是个工程师,而我是个普通工人还是被"编外"的。   我的经济条件更差。要房,我没房,住的是集体宿舍。要钱,我没钱,每月工资四十多元,除了给女儿的生活费和我吃食堂的饭钱,连穿衣都成问题。

  这么一比较,又勾起我的自悲感,这种自悲感甚至比和刘芸相处时还强烈。尽管国强的鼓励,使我找到了自己的优势。但上次和北大的高才生谈恋爱,已经在我的心里留下许多许多的遗憾了。这回和一个清华毕业生又当了两年工程师的姑娘谈恋爱,会不会又一次彻底败阵呢?如果再受打击,我就真的只能削发为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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