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破 庙
一九五九年我就进了工厂，虽然我只有十五岁，人们都把我当作童工，但我感到自己的的确确长大了，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这不就是大人了嘛。
五金厂加工发卡、裤勾、子母扣等等小产品，几乎都是"手搬捣子"做成的，一个烙饼大的轮子连着一根曲轴，用手一搬动轮子，曲轴就带动冲头冲压铁片，这"手搬捣子"就算是机器了。
厂子工人绝大部分是家庭妇女或街道老太太，我虽有一张娃娃脸，可高高个子很像个好劳力，厂长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到附近的大五金厂"代培"。
我的第一个师傅姓周，五十多岁的老钳工，是个一把络腮胡子的山东大汉。他把大手往我肩上一拍，又前后恍了恍，我尽量站稳身体，师傅满意地说："这小力苯儿，行！"然后递给我一把十二磅大锤说："跟我走。"
我被领到后院烘炉前，这第一课竟是抡大锤，打一把车工用的车刀。车刀无论是里眼儿刀、外圆儿刀、光刀、切刀、、都由周师傅和徒弟们用手工锻打出来的。那时侯钢材不是以含炭量来分类的，而是看"蘸火"时是用水或油来区分：俗称"水钢"、"油钢"或是"锋钢"。
周师傅知道我力不足，抡不起来十二磅的大铁锤，就让我抱锤打，我问锤子往哪儿打，师傅说："我的小锤点到哪儿你就打哪儿，我要在砧子上点锤就是让你联锤，我的锤头一躺，你就停止。"我照着要领做，开始还跟不上，不一会我就弄明白了，师傅的小锤子就是乐队的指挥棒，他轻点我就轻锤，他重点我就重锤，熟悉后就出现了有节奏的锤声，"叮叮，哐！叮叮，哐！……"。那清脆的"叮、叮。"声是师傅的领锤声，那沉闷的"哐、
哐"声是我那重重的大锤。被烧的通红的钢胚，在乐声中像一个面团，随锤变型，师傅的手艺高，徒弟配合的好，不一会儿一只漂亮的车刀就打好了。周师傅钳着车刀在油面上蘸（淬）了火，然后就把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子戳在地上说："把这棍子打到地平，不许抱锤，只能抡锤，什么时侯完事儿，什么时侯下班。"
什么叫抡锤？锤从脚下起，引垂向身后，靠惯性把十二磅的大锤抡过头顶，然后向下压锤直打硬币大小的目标。开始我不但打不准目标，甚至都站不准脚，由于抡起锤头惯性大，我的身子不由的跟着锤子跑，我死死地攥紧锤把，不一会儿手上就打了泡，我不知出了多少洋相，锤把儿也震裂了，手也震肿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把那一米多长的铁棍子打到地下去了。
等我托着散了架的身子回到车间时，人们早都下班了。只有周师傅独坐在台钳边，手里攥着个麻梨树根自制的特大烟斗，低着头一口接一口地巴嗒着。见我的娃娃脸上汗、土、油、污，横、撇、竖、捺，周师傅咧着嘴笑了笑说："还行啊，伙计！"我莫明其妙地看着他那穿着深兰色背带裤的身影，师傅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车间。后来我才知道，原是师傅称我为"伙计"是对徒弟的最高奖赏，"小力苯儿"乍听起来就是"小列兵"，师傅已经把我由"小列兵"提升到"伙计"的行列了。
五金厂实际上是间临街的铺面房。一个和双人床一般大的木案子上安着四个台钳。加工件夹在台钳上，无论是锯、挫、剔、磨全凭手工操作。
一台老式六英尺车床，算是机加工，天轴传动，要变速时还得用手攀皮带。这些在工业发达国家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却全部是新鲜的。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实际上与解放前的手工作坊没什么两样。师徒关系仍然延袭解放前封建把头的习俗：三年出师、年节送礼、端茶倒水、前后伺候、一日拜师、终身为父，只是没了那些繁锁的仪式。既然终身为父就得称：师父。师父的妻子称：师母。同师而学称：师兄、师弟。后来不知何时，北京人把师父悄悄地改为师傅了，后来竟约定俗成地变为北京所独有的，人与人从"同志"到"先生"的过渡称谓了。
周师傅并不保守，常嘱咐我说:"不懂就问，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手艺都是偷来的。"我问"为什么要偷？"
"是呵，偷啥都有罪。"周师傅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茬儿，吸着烟斗又吐出烟云，"可啥事儿，只有加个偷字儿，那才有味儿。"
他挥手拨去眼前的雾障，突发高论"再说了，哪国的技术不是偷来。偷技术不容易被发现，偷到了就永远是自己的。"这就是我进工厂的第一堂理论课。从此后我就东瞧瞧西问问，能偷的都装到肚子里。
不久，街道五金厂从电器厂挖来个技术大拿。电器厂虽说也是几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拼凑起来的，但厂里的老技工多的很，就缺年轻人，结果我被当作交换条件调到了电器厂。
电器厂虽然比街道五金厂大，但仍是集体所有制，厂址是座大庙稍加改建而成的。灰瓦灰墙，比民居四合院的房子略高些，院略大些，大殿也和我在农村上小学校时大寺一样，是清代悬山顶建筑。庙的规模不大，门楼上却刻有"敕建华安禅林"的横额。说明这庙是皇上让建的。门楼两旁还有砖刻的两行阴雕漆绘对联：
"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
磬声佛号唤回苦海梦中人。"
庙中大殿改成了厂房。我被分配学车工，阴暗的配殿就是操作车间。老式皮带车床的传动系统，是由许多天轴或地轴组成的，电动机固定在地上，由于车间狭窄，传动轴就悬在房梁上，通过"机织板儿带"再传到老式车床上，机床起动后，车间里颇像阴曹地府中吱嘎乱响的"绞磨狱"。说来也怪，自从进了这庙门，我就变的真像一个清心寡欲，参禅修行的小和尚了，住在宿舍，吃在食堂，干在庙堂。除了到附近图书馆借书外，几乎与外界隔绝。
在"华安禅林"里，我与老厂长最有缘份。厂长余金田是个南方人，贫雇农出身，三八年入党，在战场上多次负伤。一只受伤的眼没了眼球，移植的眼球效果也不算好。大腿骨上嵌着块炮弹皮，一直也没能取出来。他从部队转业到电器厂当个副厂长。可能是在部队时下命令习惯了，余厂长与人交谈的姿态总象是端着机关枪，只要一发生争论马上他就打出一梭子。就他这脾气，没少得罪人。
别人觉得余厂长很难接近，我和他常在一起，却混得很随便。倒不是我这个小和尚要拍这位"长老"的马屁，主要是因为他的家和我住的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俩接触的机会多，下了班常在一起下棋，也就混熟了。他爱下棋，棋艺不高，瘾头儿却不小，一到星期天我俩几乎是整天面对面地在棋边开战。
其实，人人都有另一面，处的时间一长，就合了脾气，一个脾气大，一个没脾气就行了，我俩下棋下到激烈时连饭都顾不得吃。那时的饭也简单，有窝头吃就算是"好嚼过儿"了。余厂长的小儿子刚递给他个窝头，我拿起棋子大喝一声："吃！"。老余下意识地把刚接过来的窝头递给我说："吃吧。"我指着棋子说："吃马！"老余像孩子一样迅速把马攥在手里说："吃窝头可以，吃马那可不行！"
那年头儿，粮食紧缺，厂里许多职工都得了浮肿病。先是腿肿，用手指一按一个坑，严重的遍及全身，最后发展到心力衰竭而死亡，这是"瓜菜代"造成的。因为亩产万斤粮都是假的，所以到头来人们吃不到真粮食，只好用瓜菜来代替。更甚者薯秧、野菜、树皮、草根……总之能"进口"的决不"外销"。粮食不够吃，以瓜菜为代食品，这就是"瓜菜代"这个专用名词的来源。
到了这时，人们仍旧开动脑筋自己糊弄自己：大米双蒸法，每斤大米能出五斤米饭。棒子骨头磨碎了，合玉米面做成桃酥，美其名为"高级点心"……。
我们中国人真是绝顶聪明！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级还号召每个工人都要发明一个"超声波"，据说这是"技术革命"。我问师傅什么叫"超声波"，他讲就是速度比声音还快的振动波，用这"超声波"洗碗比炊箸刷的干净。我心里挺纳闷儿：咱们吃饭的碗连一点油水都没有，为什么要用"超声波"洗碗？师傅说这是"政治任务"，懂吗？"政治"！你不干，看怎么"整治"你。
我的师傅叫齐贸，又年轻又聪明。他领来好多自来水管儿，一鼓气儿就"发明"了一大堆"超声波喷头"。我看这喷头原来就是把细钢管的一端打扁，再把扁口处夹上一片刮脸刀，高压气体从扁口处吹动刀片颤抖，就会产生"超声波"。据说，从这喷头喷出的气体，产生的"超声波"用途还很广，至于灵光不灵光我也不晓得，反正有发明就奖励，而且奖励的是当时最珍贵的纯正黄豆。患浮肿的职工也能无偿地得到十多斤黄橙橙的大豆。那时，谁家能吃上不搀菜的净面窝头，简直叫人羡慕死了。
窝头是棒子面做的，各地叫法不同：苞米、玉米、棒子都是一种东西。因为产量高、好管理、抗旱涝，所以农民都爱种它。在粮食紧张的年代，棒子粒儿都是连皮儿代脐儿一起磨成面，那"脐儿"就是"芽胞"根本不能消化。这种棒子面儿，乍吃，有股子独特的香味儿。总吃，在嘴里划嗓子，拉屎划屁眼儿。余厂长骂骂咧咧道："他妈的！棒子面在南方都是喂猪的。"
当年大跃进时，全国到处都放"卫星"，硬说一亩能产万斤粮。所谓的"卫星"就是惊人的数字，你的数字惊人，我比你的还惊人，就这样比着惊人，就把"卫星"吹上了天。有个农村公社放了个大"卫星"──亩产水稻三十万斤，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大幅照片，一个小女孩坐在稻穗上，这奇迹比苏联放的真卫星还惊人。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几乎到处都是各种"卫星"吹上了天。既然亩产万斤粮，国家收缴千斤"公粮"当然不算多了。其实当时的亩产连千斤都不到，放了这么多"卫星"出了这么大的风头，到如今国人只能吃这些假"卫星"了，河南已经饿死了上万人。
电器厂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余厂长问我愿不愿意当兵，我说："当然愿意啦！"那个男儿不愿舞刀弄枪的当一名威武的军人呢？可我能行吗？余厂长说：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侯，到部队首先能吃饱饭。厂子现在条件也不好，我就是再关心你，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在部队锻炼锻炼，成材后，回到厂子来，咱们再大干！
"可我年龄不够……"我真想马上就当兵。
"只要你想去，一切包在我身上。"厂长拍着我的肩膀，满有把握的开怀大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