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摸 索

  正当我"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落实政策补发我六年的工资。一年工资好几百,六年就是两千多元啊!当时的两千元还算是个钱。有生以来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

  我攥着自己的血泪钱,狠了狠心,花!

  这钱刚好够买台进口照相机的,买!

  我觉得发明照相机的人太伟大了,一张生母的照片就能撕心裂肺地牵动着我,摄影作品又牵动了那么多的人。

  如今我终于有了买相机的经济条件,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了相机,我就可以搞摄影创作了,我拿着心爱的相机,像是得到了进入艺术殿堂的门票。 我在"上访接待站"结识的小哥们儿刘国强,自从父亲"落实政策"后,他和父亲的户口又一起落回到北京了,如今国强也上了班,不过他的母亲已经在老家故去了。父亲回到北京后又结了婚,国强自己单独过。他第一次发工资就和张兰一起买了一台照相机。

  国强从小就爱照相,他把从一岁到十岁的照片都保存的好好的,直到"文革"时,他才不得不把所有的照片交给了张兰保管。国强要把失去的那段时间用照相机都补回来,他要用相机把自己的青春照个够。张兰成了他的"专职模特",各种姿势,各种技法,满屋子都是张兰的大照片。

  后来张兰考上了大学,她也鼓励国强考大学,实在跟不上就考个大专。国强摇摇头说:"我不是上大学的料,没机会了。"

  张兰是实心实意想和国强比翼齐飞,可国强就是不理解,张兰气愤地说:"机会对任何人都是相当公正的。你要是不考大学我就离开你。"

  国强仍然嘴硬:"人生的路宽着哪。不见得只有上大学这一条路儿……。"

  我和国强的经历差不多,想法也差不多,我俩都以为只要拿到一个"摄影大奖"就可以一步登天,不光是奖金上万元,各报社为了枪你当记者,会相互打破脑袋。

  国强一有时间就跑到各个小学校,为了追回他的童年,他把镜头总是对着十多岁的小学生。拍了一卷又一卷,总也拍不够。拍彩色的咱还玩儿不起,黑白照片总比搞板画方便吧?为了少花钱,放大机自己做,配个接口,把相机境头卸下来当放大头。显影液、定影液自己配。冲卷儿、放大一锅烩。我也受了国强的传染,每天都把心思放在胶卷上。晚上全家一睡觉,屋里就成了暗室。虽然照片冲洗了一大摞,就是没有一张能入选的。

  写文章是用文字来抒发感情、表现性格。搞摄影更不容易,搞摄影是用画面来抒发感情、表现性格。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尤其是对摄影表现形式的技巧,我更显的力不从心,搞了很长时间也没脱离开"照相术",根本谈不上摄影作品。

  自从买了相机后我反倒舍不得给自己照了,照相机狮子大张嘴,你有多少钱它也能一口吞光,到末了儿,玉萍还埋怨我:"自己有相机,净给别人照。"那怕在报上登过一张小照片也好跟一家老小有个交代呀!在破产的边缘我只好忍痛封镜了,看着一大堆冲过的黑白胶卷儿和放大的照片,我终于明白了"艺术是钱堆起来的。"当我走过这一"村儿"时,就再也找不到这一"店儿"了。 听姜严说他用五十元钱就能攒了个黑白电视。到他家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我虽然连欧姆定率都不懂,但对所有的新玩艺儿都感兴趣。据他说攒电视一点儿都不难,按图索骥就行了。我跟他要了张图纸,又认了认实物,就开始鼓求上了。

  偏转线圈、高压包儿自己缠,电阻、电容按图焊,行频、祯频也敢瞎调。反正电压十二伏也电不死人,虽说高压包儿放电一万多伏,可是电流小,没有多大危险。九英寸黑白显象管儿,等外品才十来块钱。马鞍形的行扫描偏转线圈我缠了五次才成功。反正这学费又不算高。就是攒不出图象来,还落个学技术呢。

  你还别说,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咱好歹还真鼓求出图象来了。虽说是九寸黑白的小电视,可当时一百家也没一家有半导体电视机,惹的邻居都羡慕地到我家来看电视。如果有人出钱让我攒电视,一准儿攒的比第一台又好又快。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惠眼识金──也许这也是个挣钱"吃肉"的路子。

  还别说,玉萍的一位同事听说我家自己攒了台电视机,就求玉萍,要我也给他攒一台。我答应下来,第二天玉萍就拿回五十元钱,于是"家庭业余电视机厂"就算开工了。虽说有了第一台的经验,但元件毕竟是处理的。给人家撺的就得比自己的好,要想效果好就得选好一点儿的元件,尤其是需要配对儿的功放三极管儿,输出电压的数值一定要相差不多。结果买了五十支才勉强挑出两支。随说处理电阻一元钱能买一大把,但是拿回家一量,能符合线路板要求的阻值,而且大小又能对上号儿的没几个。为了降低成本,就拿着剩下的原件跑到平安里,在无线电服务站的大门口和爱好者去串换。线包浸漆烘干还要求人,求谁也不能白求,都得"意思意思"。这意思里面伸缩性可大啦。总之,电视机攒完了一算帐,竟赔了十来元钱。看来这条挣钱的道儿也走不通。

  钱,钱,钱!一个追求文化修养的人,怎么能总往钱眼儿里钻? 我也知道,钱就像个徐娘半老的妓女,她会给人以销魂夺魄的欢悦,也会使人落入没顶之灾的泥沼,她的本意并不想害人,但结果却使许多人为之丧命黄泉。

  钱能使一个无名之辈,眨眼间变成伟人,钱也能使一个伟人,倾刻间变成一文不名的小人。人们总是恨财不发,发了财又会招来无穷的烦恼。可是,过日子过的就是钱,没钱就跟没血了一样,叫你混身没劲抬不起头来。

  流浪那会儿,多剃一个头就多挣五分钱。在工厂上班,多干了也不多给钱,指望着那点儿工资或是奖金,当和尚还过得去,要食人间烟火,闻闻烟儿还行,火可火不起来。

  在农村赶集可以搞点儿自产自销的小交易,在北京搞副业就更难了,就是我不怕工商局罚我,可是再做"表膜儿"北京人会连拿眼挟都不挟你。当时既没改革也没开放,城里没有集市,上班的人更拿不到营业执照,逛商场只能往外掏钱。

  想试着用业余时间重操流浪旧业,去公园刻钢笔?叫人家抓住了更寒伧。都说北京人又馋又懒:"吃嘛,嘛香;干嘛,嘛不成。"我就不爱听,我也算是半个北京人了,这么挤兑北京人有点儿太偏激了。北京人的顾虑是太多了些,要说也是:在国营大单位上班把人都养懒了。因为"多劳多得"体现的不明显,所以大家比赛着懒。既然落个轻闲就别想挣大钱啦。

  后来有了改革开放,但大多数人仍然舍不得扔掉这养懒人和苯人的"铁饭碗"。而且上班就有劳保,生老病死有指望。想挣大钱还得拉下脸来玩儿命,看到外地人出了大力挣了大钱又眼馋。要想挣大钱就别上班啦,年龄大一点儿的更舍不得扔下劳保金啦、医疗费啦。反正"甘蔗没有两头儿甜"图舒服就别想挣钱,想挣钱就别图舒服。

  北京人保守地认准了只有"上班"才是高贵的营生。其实,越是"下贱"的营生越能挣钱。但北京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是全国出了名儿的,眼巴巴地瞧着钱都叫外地人挣走了,自己就是放不下架子来。

  在当时,尽管我也找来找去,但始终也没找到既冠冕堂皇又能赚钱的营生。就连我这不讲面子的男子汉大丈夫,也象老牛掉进水井里──有力气使不出来!

  给我"平反"以后,都过了半年多,余金田的党藉问题还是没解决。因为余金田是在全厂大会上自己承认在客观上犯了"反党"的错误。尤其是在"牛棚"的劳改队期间,余金文"死不改悔三反的狼子野心",当时各单位都建立巨型毛泽东纪念像。电器厂就把如此光荣任务就交给了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挖土方,打地基,58-1型的三轮货车拉了两车水泥,五、六车沙子。

  余金田一边干活一边感叹地说:"这要是拆了,还得用炸药。"有人打了小报告,说余金田妄想炸碎毛主席的塑像。"专政组"马上组织批斗,当场就把余金田批斗的汗流浃背,余金田对自己的"罪行"也供认不讳。

  在运动中,人人都像得了神经质妄想狂一样,绞尽脑汁把各种罪名往别人身上按,以显示自己对"革命"的忠诚,老余又一次成了别人"立功赎罪"的靶子,所以,对他的批判不断的升级。直到"四人帮"倒台后,那些整他的人实在没法把余和"四人帮"扯在一起了,余金田这才最后一个被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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