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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追 求
我结婚时即没有父亲参加，也没有老厂长余金田参加，因为他们都没有落实政策。我虽然七拼八凑地成了家，但是我的心情仍像压着块无法解脱的大石头。
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一家三口人每月生活费不足六十元，最大的威胁是有了孩子怎么活？
过去，我为政治生命而挣扎；现在，我要为经济生活而奋斗了！
我这个人遇到的事儿总是比别人复杂点儿，要干成一件事儿总要比别人多出些力，而成功率极低。但是，我这个人很碡──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黄河不死心。我在政治上翻身了，我也要在经济上翻身！也许这个目标更难达到，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没发达，我比别人的条件更差，我只有比别人更坚定，更玩儿命！
但是，命运总是无情地捉弄我，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灾难又一次降临。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老天突然发怒了，唐山暴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大地震，天塌地陷！大地像摇元宵一样摇的房倒屋塌，连火车铁轨都拧成了大麻花儿。老天报复性的要吃人肉丸子了！
当时我父亲的单位虽然已明确不应按"历史反革命"对待他了，但仍然没能以"革命军人"的待遇"落实政策"，并劝我父亲在当地农村退休，这样就可为单位省下一套房子和一家的进京名额，我父亲据理力争，一时没有结果，父亲一家只能仍然住在白石山的一间小草房里。
唐山的民房大部分都是用石块砌墙，很少用水泥，而是用白灰膏合炉渣，连屋顶也是用这种特殊材料制成，表面看去很像水泥，但是强度比水泥差远了，其最大的好处是不容易裂，三、五间房子大的面积，用白灰膏合炉渣打成的屋顶，像是二十公分厚的整块磐石，如果是这么大的水泥制品，总免不了龟裂或断裂，而龟裂后的屋子就会常期漏雨而无法返修，这种白灰膏合炉渣的屋顶下面连油毡都不用，从来不会漏雨。不过，谁会想到闹地震这就是头顶磐石的危险？
地震那天夜里，父亲起床要小便，忽见窗外兰光一闪，接着草屋的房山劈裂，老人家一下就被震波弹出房山的裂缝。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坐在邻居已塌架的房顶上了。自家的房梁落在炕帮上，草房的顶子散落一地，后母和小妹爬出来一看，全村的房子都已夷为平地。
我家就在地震中心，全家竟无一人伤亡，真乃奇迹也！白石山村除了那块大白石没有倒下，其余的全倒了。村子里没剩下多少人，二伯父两口子也被埋在废墟里。
父亲告诉我：二伯在地震前就把所有的家产全都卖光了，连自己住的房子也卖了，而且把卖得的钱都预支花光了，地震时房梁砸在了他的身上。
他大叫着："锦星，锦星……。"
只到完全断了气，他还张着嘴瞪着眼……。
唐山的大地震也波及到北京，吓的人们不敢回屋住了，家家都用木棍子、苇席子搭起"抗震棚"，我的家也建了个塑料布和席子组成的地震棚。
自从地震后，北京人受到"地震棚"的启发，开始产生了扩张意识，家家都想在自己的门前扩出一项附属建筑。于是四合院就变成了迷魂阵，在这迷魂阵里你再罪。
父亲工作的所在单位给他办了退休手续，给了他两间平房，并补发了"文革"中停发了十年的工资上万元，在那个年代上万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父亲又找了后老伴儿，父亲把我叫到跟前当着他的新老伴儿对我说："我虽然补发了工资，但是你一分钱也不要指望着。你有了本事就吃肉，没了本事就喝汤。我的退休金足够我生活了，不用你们操心，希望你也别让我操心……。"
听了这话我觉的很不是滋味，父亲过去就没为我操过心。年幼时，我没得到过家庭的温暖。年轻时，父亲的家又在"文革"中被抄了，他也不管我有没有承受能力，硬把俩个上中学的异母兄弟交给我。
当然，两个弟弟后来下乡了，我尝到过城里人下乡的苦处，父亲有了钱就惦记着他们哥儿俩，我也没什么说的。但是，如今落实了政策，你一个作父亲的，也不能用这种话来堵我呀。
我没得到家庭温暖的滋润，更没有得到过母爱，同时也没得到过实实在在的父爱，如今父亲第三次结婚后，又跟我说了这些多余的话，这大大地刺伤了我的心底，好在我不是个敏感的人。我们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即使亲生骨肉也不可能有感情，我只能把父亲的话做为激励我个人奋斗的动力。
父亲说的话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有了本事就吃肉，没了本事就喝汤！"
我不认为自己没本事，想当初我被"通辑"时还能挣钱呢，如今我平反了，反倒没本事了吗？的确，自从回到电器厂，我只能靠"上班"每月挣那三十多元的死工资，也只能像个小和尚一样天天"喝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吃肉"的营生，我要搞一番事业！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非常偏执地只把文学认定为正宗的"事业"。并把大部分业余时间放在练笔上。我甚至神经质地认为：能不能干成"事业"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我在报刊杂志上还能不能再次发表文章。那怕是一篇"臭豆腐块儿"。
在"越穷越光荣"的理论指导下，一个上班的工人，除了把"文学"当个正当出路外，哪还有别的选择？我师傅年轻的时侯，还有"抄肥"的机会，如今没有个第二职业，又怎么增加"碗"里的"油星"呢？
写文章俗称"爬格子"，还得爬的离政治远远的。
说来也怪，"文字狱"死了那么多人，还照样有人玩弄文字！大概世上最吸引人的是性，其次就是文学吧？许多男人死在女人的手里，但男人还是拼命地找女人，许多人死在文字狱上，但不怕死的人还是拼命地搞文学。
北京城里的规矩多，北京城里的文人更多。七十年代的北京城还不兴做小买卖儿，除了倒邮票还算半合法外，在业人员搞什么第二职业都不合法。唯有把写文章当成"业余饭碗"比干别的更合法些，更高尚些。
搞业余文学创作，先得确立是往那个方面发展。干什么就得像什么：比如说要作诗，你就得像个疯子。要写小说，你就得像个白痴。要搞论文，你就得像个清教徒。我选择了中间型的，写小说。因为装傻充愣的事咱也干过，下一步就是写什么？写你，写我，还是写他？写你我就得显得客气点，写我就要自我痛苦点，写他那就轻松多啦。
在炮局监狱蹲牢房时，听一位同牢的总会计师讲过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故事，我想把这故事写出来一定能发表。
于是就试着爬格子："京剧名角儿谭老板有三件宝：鹦鹉、猴子、鼻烟壶。谭老板的唱腔人人叫绝，他的三件宝更让人羡慕：第一件是内画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水晶鼻烟壶。第二件是个能耍猴棍的猴子。第三件是个能说会道的鹦鹉。这三件宝贝确实给主人带来许多欢乐，每有朋友造访，谭老板总把三件宝贝向大家展示。
一日谭老板合家春游。走前，谭老板擦拭过鼻烟壶放回供案上，又检查门后的猴子是否拴牢，再与梁上的鹦鹉道了'回见'就放心地锁门走了。谭老板走后，猴子不耐寂寞，竟巧妙地挣脱锁链满屋玩耍，它蹿上供案拿起鼻烟壶，学着主人的样子吸鼻烟，呛得猴子甩掉鼻烟壶乱叫，只听'叭！'的一声，鼻烟壶掉在地上摔碎了，吓得猴子躲在门后缩成一团。主人回家后发现摔坏的鼻烟壶，气得大叫：'这是谁干得事儿？'鹦鹉答道：'猴！猴！……。'
一气之下谭老板痛打了猴子，趁主人不在时，猴子把鹦鹉的羽毛一根一根地拔光。谭老板见鹦鹉和鼻烟壶都完了，就把猴子也送给耍把戏的了，谭老板的三件宝就如此毁于一旦。"
爬完了格子，数了数字儿，自我感觉还不错，就寄了出去。然后就象傻老婆等汉子一样，等着发表。
终于等到了回音，打开信封一看，精美的印刷体，格式也醒目，还有颗鲜红的大公章。只不过台头的人名是后填上去的，原来是封退稿信。那信就是我的判决书。乌乎哀哉！
为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尝试了各种体裁，短文不成咱改为写诗歌：
"路边的那一谭死水，
无澜也无波。
我不要，
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要么就卷入长江大海，
要么就去拥抱那枯旱的田禾！
墙壁上的那幅肖像是谁？
不哭也不乐。
我不要，
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要哭就哭出眼泪，
要乐就乐出自己的性格！"
稿子寄出后，我才觉得诗中有问题：这诗表现了对现实不满的情绪，还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偏挚，好在没有人再整我的"黑材料"了，没多久稿件终于退了回来，我知道写诗更不容易，写诗需要有丰富的思想、激烈的感情、精炼的文字、显明的节奏……。虽然我达不到这个水平，但随便写写对我也不能说没有收获，起码我收到了一大摞一大摞的退稿信。我把所有的退稿信都打开，然后平铺在地上，对着信上那一颗颗鲜红的大公章发呆，起码这也能过上一会子瘾呢。
七十年代末"伤痕文学"的大潮在国内掀起一阵阵狂澜。全国一下子冒出了无数优秀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时常轰动全国。
听他们的讲课也是一种精神享受，王蒙、刘绍棠、李国文、丛维熙、母国政、郑万龙、陈建功……哪里有作家讲课，我就追到那里，每课不落。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技巧，大师们都说："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我也跃跃欲试地想写写自己的经历，但是又苦于无从下手。什么是我一生中最动情的呢？ 对！就写我自己最熟悉的徒弟吧。我的两个徒弟闻真和蒋学伟都在"文革"中死了。不能让他们白白的死。可是又从那里找切入点呢？
正当这时，报上发表一条令我万分激动的消息：闻真的哥哥闻和参加了世界象棋比赛！
魏霞和闻和结婚后，生了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魏霞仍在电器厂上班，闻和也在一个小工厂当一名普通工人。
下班后魏霞除了和婆婆一起带孩子、做饭外，还尽力抽出时间帮闻和抄棋谱、整材料。闻和用业余时间全身心地研究棋艺。象棋、围棋的造诣都很高。闻和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经过努力竟成取得"象棋大师"称号！
闻真的亲哥哥闻和，不但是我非常熟悉的人，而且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正是我所熟悉的。尤其是魏霞，我们都是电器厂的职工，又同在"文革"中并肩受难。
于是我乍着胆子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象棋大师的妻子》。那是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五日，我用了一个通宵抄完手稿。
清晨，我怀着产妇的心情抱着自己的"孩子"送到了编辑部。其实哪个女人都会生，只是我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下第一漂亮的！
"诊断书"半个月后就收到了。惭愧的很，我的"生产"水平令编辑部十分遗憾。居然是"先天不足"！编辑非常耐心地安慰我，要我修改修改。可这是我"怀胎"十多年的"产儿"啊！怎么会是先天不足呢？白费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我拿着搞子叫我的师弟夏文立看，因为他是高中毕业生，现在正在准备考律师。我想让他提提修改意见。
夏文立看了我的稿子说："这文章当状子就复杂了点儿。作为报告文学又简单了点儿。作家是天才的谎话家。你的小说里一点谎也不说，一点佐料也不掺，没人爱看。你没有说谎的天才，就写不成文学作品，我看你也考律师得了。"
我承认师弟的话是对的。可我心里想：如果写文章就是编瞎话儿，我还真没这天才，怪不得中国的大文豪在《梦》里说：要得把真事隐去，使假语存言。看来写小说的人也真够惨的，在编织故事之前，先要扭曲自己。而且读者也像看魔术的观众一样，他就希望你骗他，你的骗技越高他越欣赏，我却不愿骗他们。既然如此，还是拉倒吧！
正当我对走"文学"这条路产生怀疑时，贺睦来到我的家，多年没见的老朋友见了面就像生怕认错了人一样相互对视着，两人极力搜寻着流浪时的残留痕迹。
相视良久我俩异口同声："没变！"
人生沧桑怎能不变？只不过两对真诚的眼神没有改变而已，我是在万寿山认识贺睦的，是向他学会刻钢笔的，自从在山西大同我俩分手以后就断了联系，今天又见面，两人格外的亲热。
我结婚时贺睦还没落实政策，后来平反以后他才回到了北京，在原单位一个铝厂上班。和我一样，没有一点儿积蓄的穷光蛋娶个媳妇也困难，他到河南老家找了个当地女人结了婚。贺睦完婚后就把媳妇带到了北京，本来媳妇就没有北京市的户口，生了个女儿也没户口，一家子三十块钱的生活水是也太难了
。 我问他业余搞点儿什么，他说："人家曹雪芹一天啃俩烧饼写出了巨著《红楼梦》，我也想写部《白楼梦》，"白楼"就是监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可没那么大的志向，于是就把要写《象棋大师的妻子》的事跟他说了。
他一听忒感兴趣："快拿来我看看！"
我把草稿递给他，他双手捧着认真地读着，文章不长，不一会儿就读完了。
"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恕我直言，这么好的题材让你糟蹋了。"
"此话怎讲？"
"写小说跟变戏法一样：该让观众看的得让他看个够，不该让观众看的就一点儿也不露。你可好──实打实的让人家看个底儿掉！这哪儿叫魔术哇，整个一个杂货摊儿。"
他的话说得我脸红脖子粗的顺着脊粱沟儿直流汗。我自知"写实容易创作难"我又缺乏编织的功底，叫我如何是好呢？
贺睦毕竟是"文革"前的老高中毕业生，功底就是比我强，他比我年长一岁，阅览可比我深多了。他也看出我的困惑，就对我说："我借'西单民主墙'的风潮，搞了个'地下文艺专刊'半个月出一期，你不是善长写实吗？你就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地写出来，我给你变编辑出稿，你看如何？"
"我的水平有限，不一定胜任。"
"试试看。"
贺睦起身告辞，我把他送出老远。
从此我就天天笔耕，写完后还沾沾自喜地自我欣赏呢，读着读着我就感到自己像祥林嫂一样，只会向人磨叨："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一气之下我把草稿团巴团巴生炉子用了。
过几天贺睦又来了，见了面我只能像变魔术一样地告诉他；"我没写。"
"也好，我的刊物也散了。"
"为什么？"
"离政治太近了。"
"对罗──！咱们被'政治'玩弄过，为什么还一个劲儿地往它跟前凑？"其实我是在为自己的无能解嘲。
还是写别人吧！我又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交给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看了我的搞子，虽说还达不到发表水平，但仍很大度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编辑部竟推荐我去密云招待所，那是编辑部举办的小说创作研讨会。
大文豪们都云集在密云招待所，许多作家都畅谈了创作体会，可是我仍然没有开窍。我居然不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完全两码事！"我总是一根儿筋地在"生活真实"的圈子里打转转。
和跳高运动一样，我就是知道了动作要领，没那"能水"也只能蹦那么高。于是，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象棋大师的妻子》就这样搁浅了。
最后，这篇文章被一个号称"大快手"的记者在编辑部发现后，他马上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了。文章把象棋大师和他的妻子在小河边谈情说爱写的是那么浪漫。文章发表后作者一炮打响。
这一炮可把我打得昏天黑地，我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响亮的耳光，我摸着肿胀的腮帮子，愤恨自己：为什么我就不会写花前月下呢？我要也编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让闻和和魏霞爬上景山，让他俩在知春亭里饱偿男欢女笑的情趣。再让月亮偷看甜亲蜜吻后又躲到云中，这不比小河边谈情说爱更来情绪吗？
我怎么就这么笨？我为什么就不会编织时髦的爱情故事？为什么非要死抱着血淋淋的事实不放？让人家把我的文章拿去，连题目都不改就发表了呢？！
为了得到自我安慰，我又反过来想：社会名人都明摆在那里，谁都有权写，何况我写的《象棋大师的妻子》并没有发表的水平，人家的文章比你写的棒，何必跟人家计较呢？有本事自己把文章写得够水平，让人家望尘莫及，你的素材和构思还会被别人白捡了去吗？想到这些，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了。我又打了自己两个耳光，算是我告别写小说的最后纪念，从此我就暴自弃地徼"枪"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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