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落实

　　在批判我的大字报上也是如此挖到了犯罪的根源，对于我这个野性十足的人，改造和切断我这个"不满"的根源，又是非常困难的。

　　目前，我对"戴帽子"的现实又是极为不满了，尤其是自从七二年我接到公安局的信以后，我的"上访"行动就更勤了。

　　虽然公安局的信里并没给我"平反"，我在家乡仍然是"四类分子"，但我对"平反"的信心更大了。

　　我到处流浪，游遍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我在外面混得好与赖，只要我回到村子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都毫无疑虑地接纳我。

　　是我"劳动改造"的好？不是！一年四季我在村里劳动的时间都加起来也不足一半。是我"思想表现"的好？不是！我这个戴帽儿"四类份子"不但没有"老老实实"而且经常"乱说乱动"。

　　唯一可以解释通的就是：贫下中农不买"运动"的账！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是"现行反革命"，也不承认这"运动"是伟大正确的。

　　他们以为我离开村里是去北京"上访"了，即使上访一百遍也没成功，村民们都不会埋怨我，只会埋怨那些冤枉我的人，也不管这人是谁，反正毁人是不对的！

　　我流浪时，尤其是我在北京刻钢笔字时，厂里整过我的人，村里监督过我的人，都曾发现过我，他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也没因为我戴着"四类的帽子"挣了几个钱而为难过我！这些绝不是用"感谢！"两个字就能表达出我的心情的！我只能高呼：人民万岁！

　　我游遍了大好河山后，仍然感到家乡最温暖，自从学会了做"表膜儿"以后，我觉得不流浪了也能"生存"了。在村里做"表膜儿"比到处流浪方便多啦，首先我不必为住处发愁了，也不用到处借煮颜料的锅了，我就用自己做饭的锅煮塑料纸。

　　那种"格贝儿绿"的染料，其渗透性特别强，我的饭锅煮完染料再熬粥的时侯，那美食就会稍微改变了一些原来的颜色，但我觉得红色的棒子查粥或绿色的贴饼子也是很有特色的，这种有色素的食品倒不影响我的食欲。

　　各村都有盲人，这些盲人以前大多是流浪艺人，他们不是弹着三弦就是拉着四胡，走乡穿村自拉自唱，靠说书谋生。在"文革"后他们都被当作"四旧"而被废除。为了生存这些盲人就天天在唐山市的闹市街头叫卖，兜售商店里买不到的小小商品，诸如纳鞋底子用的大钢针和耗子药之类的杂货。

　　我做好"表膜儿"就每个盲人白送他们一百件儿，并告诉他们一张"表膜儿"可卖一毛钱，一个星期后白送他们的货就全卖光了，问他们还要不要，他们都抢着要，我就按每张"表膜儿"二分钱批发给他们。

　　我怕有人用假钱胡弄他们，就对一个盲人说：我给你一张纸币，猜对了就白送。盲人高兴地说："中──！"

　　我递给他一张已经破烂不堪的毛票，他马上就塞进口袋里，我忙说："你还没猜呢。"

　　那盲人说："这还用猜，不就是两毛钱嘛。"

　　我真佩服这些盲人的特殊能力。

　　为了保住这项生意，我就对这些盲人说："一定要保守进货秘密。"

　　双方获利的事儿，他们都能守信，再上货我就半夜里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去。

　　没多久，这个秘密生意还是莫明其妙地被人举报了，也不知道县工商局的干部如何得到了我的地址，他们直接就找到了我的磨棚。

　　工商干部一进屋就问："最近你在做什么生意哪？"

　　"没有哇。"

　　"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也不会来的，把作案工具交出来吧。"

　　"我也没犯什么案，有什么作案工具？"

　　"你把'表膜儿'给过村里的人吧？"

　　这句话立刻使我泄了气：为了拉一把穷大力，我白送给他一百件"表膜儿"，想让他也赚点儿钱，没想到却被工商干部抓到了，稍加审问他就说出实情，工商干部的确是有根有据来到我家的。

　　工商干部见我无话可说，就紧追不舍："快交出来吧，难道还要我们搜查吗？"

　　看来是躲不过去了，这么一间小磨棚还用搜？不是都明白着嘛。我把炕头摆着的一个十公分长的筒状模具递给来人说："就这个。"

　　那是我师弟夏文立帮我车的"冲头"，县工商局的干部摆弄着筒状模具，他们看不明白这"冲头"的功能，就问："这怎么用？"

　　我用"冲头"在一张旧报纸上一按，一个和表蒙子一般大小的圆纸片就按出来了。

　　"把你的非法所得也交出来吧。"

　　"二分钱一张，这能赚多少钱哪？"

　　"就你目前的经济状况，你能戴上手表？把表摘下来！"

　　我把心爱的"北京牌"夜明表递了过去。

　　"这表没收了，你在这单子上签个字吧。"

　　那只"北京牌"夜明表，本来是用以招徕"表膜儿"生意的道具，也是我唯一值钱的家产，就这样白白地被收走了。

　　我没有统计过，这辈子究竟共有几次倾家荡产，好在我家也没有什么产，这次又被抄光了，而且今后的财路也断了，看来我又要到处流浪啦。 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就在我准备继续登上流浪征途的时刻，我突然接到电器厂的一封落实政策的信，信的内容很简短："乔锦星（在此仍然不敢称我为同志）：你的问题跟据党的有关政策已复查完。经机械局党委批复，为一般政治错误，本人返京回厂复工。现将准迁证同时寄给你，请携带准迁证与当地公安局联系办理迁户手续。待办妥后即返京回厂复工。特此通知。电器厂革命委员会（公章）"

　　八年了，一个普通小百姓，两年批判，两年牛棚，六年流放，受了十年的折磨，总算有了结果，这结果倒是我犯了"政治错误"，这就是说──整人有理，挨整活该？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生活在"政治"的空间里，我当时又在共青团里搞宣传工作，怎么能脱离"政治"？既然脱离不了政治，自然也就脱离不了错误。我承认自己会有这样那样的工作错误，但决不会是"反革命"性质的"政治错误"呀？

　　就算是如今给我降到了"一般错误"，但这还是属于"政治行为上的错误"呀？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就如同先给我插上个标签，留这么个"政治错误"的大尾巴，将来有运动了再按"标签"重新揪出来斗争！这个结论我决不答应！ 可翻过来再一想：管他呢，先回电器厂上班，往前走一步再说。

　　当时我正在地里耪玉米，大队干部把拆过的信亲自送到我的手里，并让我马上回家收拾行李。我的行李也简单，经过数次"抄家"我只有一件常年没有拆洗过的被褥了，我背着被褥抱着土琵琶，非常麻利地就离开了白石山。

　　我拿着那封说明"乔锦星有错误"的信回到了电器厂，厂里的职工看到我这副老农的模样，都把我当"劳改释放犯"对待，很少有人敢和我说句话。

　　这些并不令我泄气，因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令我吃惊的倒是：我这个"戴帽儿的现行反革命"都回到电器厂了，而对"三反分子余金田"的落实政策问题却还没解决。

　　厂保卫科的曹致波也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公螳螂似的瘦脸上，使他那瓶子底一样的近视镜显得特别的大，他瞪着眼睛逢人便说："不是我们抓住老余的错误不放，在运动中没人对他施行'逼、供、信。'他的交代的材料都是他自己主动写的。是他自己主动在全厂大会上，向全厂广大职工们承认的。你能说他没有反动罪行？到现在他也没法否认自己的问题……。" 看来余金田比我的麻烦还大，谁叫他为了恢复党籍就胡乱承认"罪行"，还不断"自我革命"、"深挖思想根源"。到如今一落实，他自己都抖落不清了。 一九七五年底我回厂已经两个多月了，全国人民快到清算"文革"的时候了。当我问余金田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击时，这个当年的"老三八式干部"反倒悄声细语起来。难道是在纸糊的棺材里睡糊涂了？

　　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那男子气呢？" 他回说："我是个在组织的人，我虽然还没有恢复党籍，可我还是党的人哪。所以我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我终于明白了，好多老干部都是如此坐以待毙的。

　　我是不论那一套，当时上级有明文规定，不准写大字报，我也豁出去了，运动中不是讲了嘛：在什么范围打成的"反革命"就在什么范围内"平反"嘛？既然没人为我召开个"平反大会"，我就在厂内贴大字报，自己为自己"平反"。

　　我继续为厂内的屈鬼们喊冤。也为吓的不敢说话的人们叫屈。

　　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年代。连五七年被打成的"右派"都翻了身，我才被剥夺政治生命十年整，有的"右派分子"忍辱含冤地在血色炼狱里熬了二十年。二十年呐！还是人的一生中最年轻的那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电器厂对我的"平反"是悄悄地进行的，当时我正在班上，武维基塞给了我一个信封，那是一份用打印蜡纸印的铅字文件："中共电器厂党委关于对乔锦星同志的平反决定：

　　1968年在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乔锦星同志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遣送原籍。现经党委研究认为：给乔锦星同志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运动中对乔锦星同志所做的一切组织处理和政治结论应一律取消。并决定予以彻低平反。有关材料不入档案，予以销毁。（公章）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接着，厂团委也发了我一个小小的证件："乔锦星同志于1964年12月1 日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因超龄离团，发给此证，作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电器厂委员会（公章）1975年10月30日。"

　　我拿着这离团证书，感到很可笑。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度过了十一年。而我的组织生活中，竟有九年是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过来的！

　　解放了，终于解放了！而早已经麻木的我，丝毫没有欢悦的感觉。有些感觉灵敏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当场就会脑溢血。有的人在这血雨腥风的十年间，身子骨儿硬硬朗朗的挺过来了，可当落实政策后，所有的病反而都一起显露出来了，我的继母在回京的第二天就死在了急救中心。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承受能力，要承受得住痛苦，也要承受得住欢悦。

　　尽管我说自己的感情已经麻木了，那是比较经历正常的人而言，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恶劣的环境已把我的神经末梢儿磨出了礓子，这些年的破坏性试验总算结束了。心灵的创伤不是一下就能痊愈的。 　　说心里话：直到五十岁那年，我还老做噩梦，在梦里我仍然痛苦地挣扎在上访中，惊醒时看看现实的四周，这才安心地重新睡下来。在一些小说里我常看到对梦境的描写，作家常把梦境写得那么美妙绚丽，而我从来也没做过美梦。我做的恶梦只有一个相同的场景──为逃避追赶，我拼命地奔跑，跑着跑着我竟离开了地面，像腾云驾雾般地逃离了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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