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乡 情

  离开北京那年我已九岁了,童年就这样逝去。

  听说我要回老家,二伯心里乐开了花。他像中年得子一样激动,忙里忙外忙上忙下,亲自去火车站接,拉着我满村子转。当初老哥仨的独苗似乎突然归他自己所有了。

  回到老家,我最关心的还是学校。县城里唯一的一所"完小"原来是一座大庙。

  登上了很高的台阶就是庙前的一片空地,两颗遮天盖地的粗大国槐挡住了我的视线,又上了几层高台阶才看到大庙的门楼,进了庙门再往上几步台阶就是庙宇的大殿了。

  这是座高大的清代歇山顶建筑,并不比北京的宫殿逊色,只不过没有金黄色的琉璃瓦而已。这大殿里就是校长和老师的办公室,大殿四周的偏殿、后殿全是教室。最后面是大操场,四周高墙,墙内国槐环抱,绿荫葱葱。古庙敲响了下课的钟声,学生们蜂拥而致大操场,诺大的操场足可举行标准的足球比赛,环境这么好的小学校在北京也不多。

  我敢说这小学的师资也是一流的,我的算数老师会"袖里囤金",全班学生任你报数,加减乘除随意,老师边掐指节边报演算结果。因为这不属于教学范围,只是表演项目,全班同学谨能望指兴叹而已。这老师也忒厉害,无论是谁,只要上课走了神儿,一个粉笔头儿就会不偏不斜打在你脑门子上。

  我的语文老师也给予我极大的影响,他说:"无论你将来干哪一行,都要在小学里把语文底子打好。没有语文底子,你那一行也干不好。"他要求我每周都要写一篇记叙文,并非常仔细认真地为我的周记写评语。直到现在每每提笔,他那慈祥的面孔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白石山离县城大寺小学六华里,每天上下学都要步行穿过一华里芦苇荡、三华里青纱帐。一路上喜鹊、鹌鹑、芦喳儿、翠鸟儿,青蛙、老疥、蝈蝈儿、知了儿唱啊叫哇,让你心醉。一到冬天,芦苇齐着冰面被铲光了,庄稼齐着地面被砍净了,树叶儿也离开树梢儿全飞了,大地一片空旷旷,一场白茫茫的大雪铺天盖地,极目远望,让你的心胸豁朗朗。一旦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你会感到,哦──北方,北方。你是那么粗犷,那么豪放! 后母骂我是"野种",农村也正适合我的野性子。

  农民有个很坏的名声:"十个农民九个贼"。就我自己的体会,那是由于环境的熏陶,小同伴儿的互相影响是最强的社会力量。怪不得"孟母择邻"呢!在农村如果你没干过"扒瓜、打枣儿"的事儿,就不配称为男子汉。小同伴儿们都会叫你"草鸡",意思是母的。并非农民不懂善、恶,孩子们也知道偷盗乃是可耻之事,然而在物质和精神面前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先选择前者。那时侯,每个村童都有个柳条编的大笆勒筐,大小以能蹲进一个人为宜,背在身后只有弯腰才能保持平衡,夏天割草,冬天拾柴禾都用这筐。当然,筐里决不会是单纯的草或柴禾,一但被"护秋"的抓住,孩子们就说这些粮食是从地头儿拣来的。在农村如果那家少个能背筐的孩子,就等于少了一份收入。

  孩子必竟是孩子,他们各有自己的小小追求。背筐的孩子们一出了村儿,行动计划就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行动内容既丰富又灵活。见了鸟儿就抓鸟儿,见了鱼就淘鱼,见了鼠就刨鼠,甚至见了蚂蜂窝也照捅不误。 具体行动更灵活,就说抓鸟吧,可以掏窝,可以弹弓打,还可以支起老鼠夹埋在松土里,表面只露个小虫子,然后躲起来等鸟儿上当。用网捕猎是大孩子们的事儿,虽然更开心,但要接受大孩子们的约束,还不如自得其乐。

  淘鱼是最热闹的乐事儿,也最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夏末秋初,鱼儿正肥。清水湖岸弯弯曲曲,找一段水湾,用塘泥筑起一道埝,然后用洗脸盆或水斗子把这水湾淘干。只见鱼儿在泥里蹦跳。鲶鱼、黑鱼、鳝鱼一个劲儿往泥里钻,孩子们就跟着鱼在泥里打滚儿,泥面上的鲫鱼、鲤鱼、白条儿只须往盆里捧就是了,女孩子们就拿了笊篱在泥水里抄麻虾。

  当所有的家什都装满,并摆在岸上后,大家一起下湖嬉水洗澡。在农村我从没听过"游泳"这名词,全用"洗澡"这名词代替了。最后,由发起者平分收获,大家一片欢笑满载而归。

  晚霞中,村边已生起袅袅的炊烟,合家的亲热比烧热的炕头儿更暖和,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难忘的家乡。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影响他最深的应该是民俗文化。无论他走到海角天崖,无论他是官居何位,直到人之将死,他那民俗文化的烙印也不会消失,当然民俗文化是融筑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 我总固执地认为我们汉族没有自己的民族风格、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没有自己的民族舞蹈和自己的民歌。一到各民族大联欢时,汉族人就穿上满族的大襟儿袄、缅裆裤、扭起满族的大秧歌。汉族本该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穿着汉族服装多漂亮。其实,我这也是大汉族主义,"上纲上线"地批判,这罪名应该是"民族沙文主义"。人家日本民族就以穿我国唐朝的服装为荣。 说起来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的民族风格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她能吸收和同化各民族的风格。汉族人遍及世界各地却从来没被同化过,尤其是骨子里的民俗文化积淀,总是不动生色地向外渗透,就连博大精深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也照样能被汉化,这就是汉族的风格。

  民族文化只有在具体到各区域内,才能得到充分地体现,而且只有形成民俗后才能深入人心。

  河北省有沧州武术之乡,有吴桥杂技之乡,在我的家乡唐山可称的上是曲艺之乡了。莲花落子、乐亭大鼓、唐山皮影、唐剧、带有唐山口音的正宗评剧,一个小小的唐山地区,竟是众多地方剧种的发祥地,勘称全国手屈一指的曲艺之乡也没啥说的了。

  这些民间艺术的普及,全应归功于当地的妇女:儿女一落生,她们就唱着戏词儿哄孩子。家里死了人,她们就用戏剧曲调,悲声哀气地哼唱着想念亲人的词儿,为故人哭丧。甚至她们在吵过架后,也会拍打着炕席有板有眼地用哭腔唱诉着自己的委屈。

  如果这吵架的内容与你无关,你去旁听女人哭诉的唱腔,那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因而,无论哪家一打架都会招来一大群围听者。

  男人的能量很外在,大部分是业余积极分子,他们各自掌握一两种乐器,自拉自唱。到了农闲冬仨月,尤其是逢年过节,凑到一起就是个乐队,业余演奏家们为了行动方便大都专攻小件乐器,所以民乐队很少有低音贝斯之类的乐器,农民常以堂鼓代替低音,乐手们大都一专多能,总之这种招之即来的乐队保存了许多民乐遗产。

  唱大戏需要行头,所以普及率不高。简便易行的就是唐山皮影戏,老式花轱轳马车,其轮和轴是连在一起的,小时侯大人们常笑我的脖子脏的像车轴,其实那花轱轳马车的车轴比脖子可粗多啦。四个车轴立在四角,上面架着两辆马车的大架,车尾在前,上摆条案,案上立起一面高丽纸的屏幕。车辕上铺门板,四周围黑布,乐队坐在门板上,两个车邦连接处高挑一盏煤油气灯,两三个"演员"操纵着皮影人儿,边唱边舞动着自己的角色,也有"准演员"坐在灯下伴唱。

  皮影人儿是用晒干的驴皮精刻而成的,涂以鲜艳的色彩后再浸上桐油,胳膊、腿脚以棉线为关节儿,皮影人儿的头可拆卸和调换,一手握着三根细高梁杆儿,一人就能操纵两个皮影人儿。影人儿在一面高丽纸的屏幕上戏耍,锣鼓一敲,宽银幕彩色投影露天剧场就开始播映。

  成套的古装皮影连续剧一演就是几晚上。夜色中的村民们围坐在纸幕前,四弦胡琴奏出娓娓的主旋,高亢的唱腔响彻四野,尾音几起几迭,节奏昂扬,动感强烈。

  观众有的随音哼唱,有的随拍点头,抱着孩子的妇女盘腿大坐,整个身子成了大摇篮,孩子在摇篮里就如此亲切地接受这艺术的熏陶,那情景决不比现代的卡拉OK逊色。

  这就是乡土文化,我就是在这文化纷围中长大的。在我的眼里,家乡人总是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只管自得其乐。无论多么艰苦的环境,家乡的农民都会给自己找到乐子,这种乐天的精神对我一生都有巨大的影响。

  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以后,那种全村同乐的场面就再也没有了,尽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震天响。那时我连小学都没毕业,对于那些"家"那些"花"都跑哪儿去了,根本就弄不清所以然。农民关心的倒不是"花",而是能吃的粮食。

  说来也怪,那年头风调雨顺,锹把儿插在地上都能长出叶子来。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庄稼收成这么好,而农家的存粮却少的可怜?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一提农村,那就是苦难的象征。

  由于农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我奶奶被大伯接到北京去了。奶奶在打麦场时被驴踢坏了腿,走路靠扶着一个用质地很轻桐木特制的木凳,奶奶腿脚儿不便,咀角儿却很流利,她刚到北京不久就把爷爷骂跑了。

  爷爷在大伯家本来过的很自在,被奶奶搅的无法忍耐,于是很不情愿地住进了我后母腾出的小厨房里。爷爷身上总是带着佛像,走到那里拜到那里,打这儿以后,邻居们天天都能听到小厨房里发出"嘭、嘭……"的碰撞声。

  一九五八年我在农村考入县一中。自此,我才朦朦胧胧地知道世上还有"政治运动"这玩艺儿。刚开学就赶上"大跃进"运动,老师带着学生们上街游行,参观亩产"万斤田"并参加社会实践,兴修些不出水的水利,大炼些不是钢的钢铁。为了凑够"1070万吨钢 "农民放弃了庄稼,把家里的锅、铲、刀、勺都砸碎了"大炼钢铁",把果木树砍了烧土钢炉。那时侯真是村村社社有高炉,全国一心炼钢铁,结果炼出来的都是铁渣子。反正渣子也跟钢有联系,毕竟不是豆腐渣,赶紧上秤、凑数、报喜……。只要有惊人的数字,那就叫"放卫星",那年头儿真是"卫星"满天飞。 渐渐的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点点对"运动"的模糊概念,那就是越热闹越光荣。我发现无论发动啥子运动,人人都能认认真真地凑热闹。似乎热闹就是目的,而其结果是无所谓的。 在"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大造声势,要处处搞壁画,这是传统的宣传攻势。只要有墙,就要涂成白色并在上面写诗作画,其实都是些打油诗和宣传画而已。

  我从小就有的那些小小爱好正派上用场,老师把收集来的诗稿、画稿交给我,派我去和县城的画师们一起,满街满墙的写写画画,这给了我极大的乐趣。

  全县就一所中学,而全校就选中两名学生,在全县招集来的画师中,数我的年龄最小,我画壁画即不打格儿,也不起草儿,拿起毛笔就往墙上硬写楞画,背后一大片围观者赞不绝口,那飘飘然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诗和画本身就是想象的产物,何况那又是个富于幻想的年代。我虽然也在认认真真的写,仔仔细细的画,而内容却是似懂非懂,什么"一大二公是天梯"啦, 什么"八字宪法宝中宝"啦。诗稿和画稿都是收集来的,有的内容我并不懂,其实懂不懂都无所谓,找到乐子就行了,否则我又能怎么样呢? 记得诗中写到"……,耄耋之年春常在,闲敲棋子乐悠悠。"画俩老头儿下棋就是了,他乐我也乐,何乐而不为呢?我感到"政治运动"还挺好玩儿的。

  虽然我们学校有个班主任在"反右运动"中自杀了,他把电线的正负极分绑在两只手腕上,然后合上电闸,死的好惨。由于距我的意识主流还是很遥远,对前因后果也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对他的自杀也没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自从我在县里画壁儿出了名儿以后,村子里也请我画,而且待遇优厚。

  村民都吃食堂的大锅饭,而对我却专门开小灶,每天都是外焦里嫩的千层烙饼,猪肉白菜炖粉条子。当然,好饭菜也不能由我一人独吞,天天都有好几个人是陪吃的,只是我不会喝酒,不然老白干儿管够,这在农村如同过节。

  唯有令我不快的就是"家庭纠纷"。二伯总是催我写信,要我跟爹要"生活费",每次我写去的信都被后母扣下,二伯不见寄钱也不见回信,就跟我起急。

  二伯并不关心我的学习,总是催我写信,我一烦就回他几句:"吃糠咽菜我没埋怨过,干嘛非跟他们要钱?"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跟我不一心儿。"二伯摸着爆米花儿一样的秃头说,"我要的是你的生活费。将来你飞了,我也不赔本儿。" 二伯逼我写信向父亲要钱,后母接到信后, 就把给舅舅寄钱的票根儿和我写信一起叫我父亲看:"锦星这孩子在北京就够费钱的,怎么到了农村花消反而更大啦?"后母见本来不善言词的父亲没什么反应就接着煽:"就跟咱家有印票子的机器一样!"

  于是,父亲回信给二伯说:"你要想养活锦星,就别找我麻烦。你要不养,就退还我的儿子。"

  气的二伯直哆嗦,拿着信恨不得叫全村看:"锦星在北京受他后妈的欺负,这才投奔老家来的。老三不给他儿子寄生活费,我得跟他们打官司!"

  果真我被县法院传去了,法官正好是个女的,她问我是什么态度。我就只有一句话:"只要能安心读书,怎么都行。"法院判决我仍留在农村,每月的生活费由父亲寄来。经过判决后,我的后母仍是依然如故。气的二伯父背起行李去了北京找后母算帐。

  可能没达到预期效果,二伯从北京回来后,发火的频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催我写信要钱时。

  我发现人们争来吵去,都是为了一个"钱"字。

  我开始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独立,自己挣钱!

  有一天我突然向二伯提出:我要回北京,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二伯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没说出一句话。

  我要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使长辈们对我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我的决定无可阻挡!离开学校那天,我为从此失学而当众痛哭了一场,同时我也为自己能自作主张而庆幸。   到了北京,后母直勾勾地盯了我半天。

  大伯母见了我只顾揉着眼睛,大伯父戴着一只上半是平光下半是老花的眼镜,他不停地上下调整着自己的视线,由于口吃,嘴唇一个劲儿哆嗦,脸憋的通红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我知道大伯和二伯在我还不会说话的时侯就都争着要我,眼看我就要长大成人了,两家的老人都没有实现他们的夙愿。

  我决定要独立时,事先已经向全家郑重宣布:我谁也不属于,我只属于自己!

  我很少说话,默默地办理着一切手续。

  我东奔西跑地找工作,每到一个单位只要一报年龄人家就说:"刚十五岁?我们这里不要童工。"

  我解释说:"您看我的个子,一米七。您看我的身体,倍儿棒!"人事干部看了看我的娃娃脸,仍是摇头,要我到别的厂子试一试。

  后来我发现街道办的小破厂子不在乎这些,我选中了一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办的五金加工厂,从此我就当了一名小小的学徒工

>>继续<<

 
 
长海星缘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