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 母

  我爹不但丢了饭碗,同时又丢了媳妇。然而,全家人却为我爹庆幸,为的是他从南方抱回了我──兄弟三人的独苗儿。大伯母的娘家共有七个姐妹,她生的也都是女儿。二伯母连女儿也没有。尤其是我的小模样,父亲和母亲的相貌优势都集中在我的身上,父亲在村里就算美是男子了,我的身体里又掺上了美女子的成分,就更加人见人爱了。

   奶奶听儿媳们都说我的模样随她,就抱着我不撒手,大伯母逢人便说:"这孩子,也不知道是机灵还是傻,谁抱着就管谁叫妈。"

  一家子都抢来抢去地要抱我,大家像是商量过似的,对我爹与小脚女人圆房的事儿都避而不谈了。

  老哥儿俩回到老家后,正赶上农村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我家租种的三十亩地分到了自己的手里,全家人团聚一堂,小日子过的倒也热热闹闹。

  只有父亲整天愁眉不展,一大家子人糗在刚分的穷地上的确也不好过。爹听邻村的同事说:他以前所在的建筑公司老板又发了,靠着关系当了日本投降的接收大员,如今在北平混得不赖。我爹动了心,借了些路费,决心去闯京城。我爹凭着自己肯吃苦又好学的资本,决心再去投靠曾经很赏识他的老板。

  没想到,刚进了北平就吃了个闭门羹。战乱期间哪儿有工程?不要说找个工作混碗饭吃,就连再回老家的路费都没了着落。父亲硬着头皮几次求见,总算有了一点希望:老板的亲戚在北平市国民党铁甲车部队,正巧铁路养护技师有空缺,一上任就是少校军衔儿,总算是有了个"饭碗"。

  更叫我爹万万没想到是,刚一开干就遇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要我爹保护设备迎接起义。没多久,剿共司令傅作义率兵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了。

  紧接着部队整编,父亲还得到了一张"北平市和平解放有功人员证明书"。这时,他又面临着新的选择,回老家还是留在北京。有了以前的经验,他选择了后者,进了解放军总后勤部,还是搞建筑。

  "组长家来了个女人!组长家来了个俏女人!"村民们传扬着。

  农村有个最大的特点:村东放个屁,响声还没完,村西就传遍了。当时的土地改革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会儿我爹在北京搞建筑,我大伯在村里搞土改,当上了划分成分的土改工作组长。

  谁都爱听好话儿,好话儿就是人情,会说话的人都爱叫官衔儿,组长组长的一路叫下去竟比绰号叫的更响。一听说"组长"家来了个时髦女人,全村儿出动,连鸭子都摇着笨重的身子来看热闹。

   人们打量这女人,着实摩登:翻毛的貂皮大氅油黑发亮,高筒高根儿黑漆皮靴明明煌煌,旱獭贝蕾帽柔压青丝,金镶绿翠耳坠轻抚粉腮。与大氅相配的翻毛貂皮手包,其实是暖手的揣袖儿。俏女人时不时从那里拿出个小圆镜子,一会儿修饰修饰面容,一会儿摆弄摆弄衣服。领口上两个拳头大的貂尾饰球儿摇来晃去,煞是风光。大人们分开围观的乡里,把我推到这女人面前说:"锦星,快叫妈!"

  我抬头看到的是一身毛毛,竟傻愣愣地眨着小眼睛。周围的人急切地催促着: "快叫哇。锦星,快叫哇!──叫一声妈!"我咬了一下嘴唇,简洁明了地说:"不!"。 也不知谁在我背后拧了一把,"哇......。"

  泪水弄得我眼前一片模糊,在一旁的鸭子却哈哈大笑着。

  我七岁那年,父亲和后母把我从老家接到北京。到了新家我才看清楚,后母的确年轻漂亮,只是满脸苍蝇屎一样的雀斑使她稍逊风骚。她的娘家也就是我的后姥姥家,离我们的住处才隔三个门儿。后母几乎天天住娘家,只有我父亲从老远的工地回来时,三口人才在一起过。父亲总是绕世界搞工程,很少回家,无论他回不回来,我一直在写字台上睡觉。也许,这与后来我爱写写画画的很有关系吧。

  我从来没见过外公,他的画像在一张比我还高的大镜框里,外面罩着黄色丝帐,只在春节或祭祀时才能看到,他就是"广合酱园"的创始人。前店后厂的酱园儿,院中排满了大酱缸。每到春夏交节,"广合酱园"就用一人多深的大锅炒黄豆,然后把炒黄豆在煮一便,满园的大缸装满了煮黄豆,在缸里放一些"酱曲",不久黄酱就做成了。我见店员们在每个大缸中间都放一个绷满纱网的长木框,开始我看大石板下的木框里是空空的,过些天再看,木框里渗满了酱油,这种优质酱油在市面上很少看到,我小的时侯天天吃这种酱油,闹得我现在的皮肤仍是酱油色。 "广合酱园"的门面是油盐店,后院儿围着酱缸的是十几间灰色筒瓦的平房,住的全是没成家的八个小主人,我有四个舅舅、七个姨,加上我后母,共八个小姐。

  后母排行老二,除了后母外,酱园里的人都挺喜欢我,大姨见了我就送了两打铅笔。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小姨,她特别愿意和我装扮成小两口儿"过家家",小姨腰间系着白床单,她认真地挽着我的手臂,我则不时地回头看她那长长的拖在地上的"纱裙",因为那床单已变成了墩布。 后母知道后向我发出了一号令:未经允许,不得去姥姥家。

  后母没有职业,但她每天都在娘家忙到半夜才回来,她说是在姥姥家里搬砖砌墙,我想不出工程有多么浩大。几乎每天都要为她等门,有时她一宿不归,我就坐着打一宿瞌睡。有时后母半夜回家来。听到敲门声,只要我开门迟了一步,她就会拧着我的耳朵检查是不是聋了。我踮起脚尖儿跳着芭蕾也减轻不了掉耳朵的危险,直到惨叫一声才算谢幕。尤其是"砌墙"输了钱的时侯,她那不服输的一肚子气,都会撒在我身上。出生不足八个月就失去母爱的我,还不到八岁竟如此不断地接受着"母恨"。

  后母从来不做针线活儿,除了后姥姥亲手给我做的一件小大衣外,我没穿过新衣服。因为总穿大人们穿剩的衣服,所以身体的生长从没受到限制。尤其是我这四十六码的大脚,全是老趿拉着后母找来的大人鞋所立的功劳。为了能上体育课,我把鞋后帮缝起来。每当全班列队跑步时,两个鞋后跟儿像是倒穿着鸭蹼,跑起来向上一扬一扬的。后面的同学踩了我的鞋,我光着脚到处找鞋,惹的全班同学捧腹大笑。 一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小弟弟,我又添了一大堆工作项目,扫地、洗碗、晒被褥,买菜、做饭、洗尿布……。看孩子的全套功夫:拍、哄、抱、摇、喂牛奶、把屎尿,样样精通。然后才是写作业、温功课、蒸窝头、准备明天的早点和午饭。

  每天早晨我把屋子整理好,包括大人孩子的排泄物都要收拾干净。再把昨晚蒸的三个窝头放在我自己用口罩改制的小布袋里,赶紧往学校跑。拿出一个当早点,其余的连布袋一起放在锅炉顶上。中午两个黄金塔就着同学的课外书,津津有味的Lunch(烂吃)一顿。   每个人对乐趣的体验都不一样,我的最大乐趣就是上学。无论哪个学校都是学生的天地,无论哪个孩子都是天生的淘气。老师为了稳住我们,语文课讲《侠女复仇》,算术课讲《潜艇大战》,历史课讲《酒池肉林》,自然课讲《地心探险》。不讲就嚷,嚷得老师心慌慌,几乎堂堂是一半主课一半辅课。哈、哈……学校就是学生的天堂!

  虽然我有了个小弟弟后又添了一个小弟弟,无疑是课外的任务增加了又增加。因为有"天堂"作精神寄托,所以我每天都是乐呵呵的,不知苦为何,累为何。

  我还有个更欢乐的去处,那就是大伯母家。自从父亲在北京城站住脚后,老家的人除二伯父、二伯母守着九间草房和三十亩贫地外,都陆陆续续地来到北京。我们住南城,大伯住东城。大伯的住处是从房管局租来的。那原是座宦官的旧宅,房子高大,院子宽敞。典型的四合院儿,门楼和影壁全是磨砖对缝镂空砖雕的。三间正房,隔扇是红木雕刻的落地花罩。唯有室内的简陋家具和出出进进衣着简朴的房客,才使这堂皇的建筑暗淡失色。据爷爷讲这宅子的风水还算不错,只是后来房主买了辆汽车,就在宅子的西南角开了个大门当车库而破了风水。爷爷说:"开了西南门,家里必死人。"对爷爷的这些有关风水的理论我似懂非懂。总之,那家的主人败落了,宅子也归了公。我喜欢大伯母家,不光是这宅院的豪华,她老人家待我如亲生一般,为了争得对我的抚养权,曾与姥姥几次谈判,均未成功。惹的后母向我发出第二号令:未经允许,不得去大伯家。

  放暑假了,大伯把我接到他家。首先是能吃上几顿香喷喷的美餐,然后是爷爷带我逛天桥、逛厂甸、逛隆福寺庙会。有一天,我看到拆庙的把一尊巨大的神像推倒在路旁。那贴金面孔至高无尚的样子使我呆呆地盯了他半晌。正是这偶像害的我爷爷天天向他以头撞地。越想越觉得老人被这偶像所愚弄就越有气,我忍不住上去就是一巴掌。爷爷得知此事后叹声不绝:"罪过呀──,罪过!不得了啦。你要遭报应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恕吾孙无知……。"爷爷郑重地对我讲了'我(Ne)佛'的威力和凡人的渺小。爷爷说:"人的福份都是天赐的,人的罪过都是自找的。"当时我对于爷爷的理论还没有探讨的欲望,我像出笼的小鸟,只顾一通的傻玩儿。

  最痛快的就是领着比我小两岁的堂妹去逛隆福寺,隆福寺满街都是小吃,我俩连看也不看一眼,攥着伯母给我的零钱,一头扎在小人书摊上。一分钱就能租本儿小人儿书,我和堂妹并坐在长板凳上,看了一本又一本:《鲁宾逊飘流记》、《吹牛大王历险记》、《洋葱头历险记》、《封神榜》、《西游记》……这个记、那个记,一看看到日偏西。

  每当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侯,我就常翻看父亲的大厚书。虽然看不懂书中的文字,可我看到书中的插图都很美。尤其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外国建筑,图形画的规规矩矩,照片也是清清楚楚。 我翻着翻着,突然发现书中夹着一张大美人的照片,这就是父亲一看到她就发呆的人儿。我看到后居然也发起呆来……。这人是谁?这么好看?这么叫人发呆?这一定是父亲的秘密,我怕父亲知道我偷看他的秘密会发火,就赶紧记住页数放回了原处。

  当我被准许去大伯家时,我偷偷地拿上照片。我要拿给我的堂妹看看,这比所有的小人书都好看。堂妹看了后说:"这是爷爷供的佛像,不信你问我爸。"

  堂妹拿着照片去给伯父看,伯父看了照片不禁脱口对我说:"这是你的亲妈呀。"

  听了这话我立刻把照片抢到手里,又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如果没人告诉我照片里的人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只当是个漂亮的美女,虽然这是一张黑白照片,但是短袖真丝衫上的绿竹叶图案和红唇粉腮黑亮的眼睛,比有彩色的照片还有神。 伯父指着照片又问:"你这是从哪弄来的?"

  "我爸藏在书里的。"

  "快给我,这得烧掉。"

  "不!"我赶紧把照片抱在胸前,撒腿就跑。

  回到家我又把照片放回原处,亲母是亲父的,还是让他藏着吧。要是照片被我弄丢了,我就既对不起父亲更对不起我的生母。 生身母亲的死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出生八个月就没了母亲。从我记事儿起大人们就都异口同声地说:"你的亲妈死在南方了。"据大伯母说,我的母亲是被火车轧死的,具体怎么死的谁也没说清过,我则一直认定他们对我母亲的死都是讳莫如深。

  自从我见到了生母的照片后,我一下子觉得心里总是沉掂掂的,我自认为她仍然活着。

  在学校里老师常批评我不是个好学生。在家里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有一次,姥姥过生日,小姨通知我:"回家不用做饭了。老人过生日,人人都要参加的。"我追问谁说的,小姨扭脸儿就跑了。我赶快做完作业就去广合酱园儿,一进后院儿正撞见后母。

  "谁叫你来的?"一听这话我才知道小姨是假传圣旨。

  "小姨说姥姥过生日。"

  "回去!"

  "做什么饭?"

  "甭做了。……等等。"后妈从厨房里找来一块棒硬的干烙饼,塞给我说"你先回家吧。今晚不用给我等门啦,明儿你上学前把门锁好就行了。"

  我拿着硬梆梆的烙饼怏怏地回了家。后妈为什么总看我不顺眼?我一气之下,一拳打在干烙饼上。哇!一窝黑蚂蚁从裂开的烙饼里爬了出来,乌压压的一片,看了让人心里痒麻麻的。尤其是蚂蚁爬在衣服里,那滋味儿一定更不好受。我把烙饼和蚂蚁仔仔细细的裹在报纸里,小心翼翼地放在后母的翻毛皮大氅的衣袋里。

  星期天,后母约朋友去跳舞,她把孩子交给我就去穿大衣。我感到有些不妙,还没溜出门时,一声尖叫吓我一愣。后母甩着爬在身上的蚂蚁,提前在屋里跳开了舞。当她终于弄清是怎么回事后,竟象疯了一样,抄起擀面杖毫无选择地向我乱捶起来。打一下骂我一句:"野种,野种!……"。最后一下,后母把我打到爷爷要去的地方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才知道有一条腿已经不能动了。我在写字台上躺了一个星期,多亏一位会捏骨的老剃头匠,不然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后母平时常拿我撒气,动作快了,嫌我冒失,动作慢了,骂我是"被卖羊肉的剔去了骨头。"敢顶嘴就一通打,一打就没轻没重。这次打得我重过了头,因为邻居反应很强烈,她也有点儿后怕。当我向父亲提出要回老家时,后母反而很积极。

  临上火车时我问爸爸:"爸,什么叫野种?"

  不善言谈的爹想了想说:"野种?……野种就是不受拘束的种子。"

  对父亲的解释,当时我似懂非懂。从此,"不受拘束"像一颗种子一样,深深地种在了我的心田里。野就野吧,反正我也离开了父母,能在哪儿野就在哪儿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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