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逃 跑
被谴送回到了白石山，村民们对我的来去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这与村干部当初对我的定论有关，那就是北京如何给我定罪，村里就如何对待我。北京收容站把我谴送回来了，也没给我加罪和加刑，村民们也就对我不再追究了。
可是，白石山村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政治运动不断高涨。运动内容不是反这个就是打那个，反正我得去陪绑。尤其是秋收以后，村里开始农闲了，趁着冬仨月大搞运动。县里派了工作组，斗争温度马上也就升高了。
自从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就没断过。在农村，一搞运动就从城里派一帮只会耍嘴皮子的政工干部或是没有社会常识的大学生。他们凭借自己的想象对农民指手画脚，因为他们又很有来头，农民表面欢迎，背地里却认为是：瞎捣乱。工作组到了农村先"号房"然后就"派饭"，吃住在农户，农户就多了一份伺候"公婆"的义务。
大力的家，世代贫农，一来运动总是少不了住工作组的干部。开饭的时侯大力的母亲为工作组端上一"浅子"谁也认不出的食物。大力的母亲看工作组的人都在发愣就笑着说："我们庄稼人都是吃棒子面儿贴饼子。听说城里人都爱吃带眼儿的蒸窝头。我今天特意试着蒸了一锅，我家也没有屉布，我把闺女的裤衩洗了好几遍，我也不知到这窝头的眼儿在啥地方，熟了以后我就在每个上头杵了个眼儿，我是用烧火棍子杵的，也不知道这眼儿的大小中不中？都别客气，快吃吧。你们要是不吃可是瞧不起我……。"
这次运动大力的家又住了工作组。说是"一打三反"的面儿很大。我是头一次亲身领略农村的政治运动，有一次全县开公审大会，我和村里的"四类"一起去"陪斗"。被斗的人都五花大绑，嘴里带着"嚼子"。我看着挺新鲜，那"嚼子"原是根手指粗的竹棍儿，两端拴了绳儿，竹棍横在被斗人嘴里，两端的绳儿绑在脑后。那人休想叫出声来，更甭想喊口号。我在城里没见过，连史书上也没查到。要是报专利，此乃实用新型之创举也！
如此新鲜的事儿，围观者却都无动于终，人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我的身上，"四类"全站在台下，我站在了头排，对面群众的说话声我听得清清楚楚，男人说："你看，这反革命真年轻，象个学生。"女人说："好俊哪！咋成了四类？"……。
没多久，我也在村里被单独批斗了。我承认"戴帽分子"私自上访实属"乱说乱动"。工作组的干部倒不粗鲁："你年轻轻的为啥不走正道？你只有老老实实地接收贫下中农的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听说给你挂个反革命的牌子你竟敢扔了？难到你想与无产阶级专政顽抗到底吗？"见我不吭气工作组的干部又说："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我们见的多了，你以为不开口就能混得过去吗？你这么聪明，交代了就能从宽处理，党的一向政策还用我们重复吗？"
"我也不知道交代什么，您干脆提个醒儿得了。"
"提醒你，那还算你自己交代的吗？"
"不算您就从严，我宁肯被从严，还不行吗？"
"那你就交代"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吧。"
这下子可把我问瞢了。还问我在组织里负责什么职务？发展了多少人？搞些什么活动？越问我越糊涂，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说！不说，小心我们贫下中农用锄把子捋你。"外号叫"花生皮"的说着就举起一根大木棒子。
这位叫"花生皮"的青年农民，小时侯因为得了天花儿病，使他的脸上遍地坑点，村里人在为他起外号时，也多有斟酌："漏勺底、花生皮、雨打沙滩地、屁股坐在簸箕里。"这"四大麻子"选哪个？为了顺口儿，所以大家称他"花生皮"。
"花生皮"出身贫雇农，在运动中又表现积极，就被村民推选为"村治保主任"。
"花生皮"见在我身上大可表现一番，就对着我大喊大叫，由于嘶叫使他涨红的脸像个烤花生，见我不为所动，他又举着大木棒在我的面前晃动。这阵势我已经见识过了，就满不在乎地把头侧向一边。"花生皮"见我"背着手撒尿──不扶（服）他"，抡起木棒子向我的大腿打来。只听"咔嚓！"一声木棒子被打成两节。
好在我是靠墙站着，木棒子一头打下一块墙皮。我的腿才没被打断。我咬牙忍痛靠在墙边。"花生皮"扔下半截木棒子继续虎着眼盯着我，大概猛兽不立刻咬死猎物也是这个姿势吧？没想到农民的"表现欲"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
"你们同伙儿全交代了，就你不老实！"农村工作队的组员循循善诱。
"你不老实交代，明天就开全县大会斗你！"外号"花生皮"又连唬带诈。
我冷静地想了想，感到再僵持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逼我承认是"５１６的头子"。很可能这股势头来自北京，农村工作组只是执行北京的指令而已。为了使自己马上解脱，就使了个缓兵之计说："我也弄不清５１６是美国的，
还是台湾的组织，反正是挺复杂的。你们也别逼我，越着急我的脑子越乱，千万别乱的断了线儿。我回去先想想，然后再写份材料。你们看中不中？"几个负责的耳语几句就放我走了。
白天的热火劲儿被晚风吹凉了。村里人一到冬闲的时候，就都早早地各自做着宁静的田园梦了。大力给我透信儿说，工作组真要把我拉到县去好好治一治，要我最好先躲一躲。大力走后，我前思后想，人带马嚼子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看着夜色沉沉，星儿依稀，四处暗伏杀机，到了后半夜我决心逃跑。于是我悄悄地、悄悄地推开街门。趴在墙根儿下，仔细听着动静。发现确实没人，我掂起脚跟，轻轻地逃出村去。
我像个脱网的大鱼，出了村我就向西猛蹿。北京大致就在那个方向。也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追，我以急行军的速度穿越油葫芦泊。天刚快要亮时，四处雾气弥漫。我伸出了手，还能看到五个指头。除此之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这是哪儿？我也不知道。
突然，我听到拉枪拴的声音。凭着当过兵的习惯，我迅速滚到路边的沟里按规部队所学的范动作卧倒。我很奇怪，村里的工作组怎么可能知道我会走这条路？
难到我被他们布置的天罗地网给围住了？他们也太神了。不对，没人喊口令，也没有人大叫"站住！"。难到我遇到了"鬼打墙"又回到原路了？趴了一会没动静，我想可能是太紧张缘故，听错了。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突然又是拉枪拴的声音。吓得我又原地卧倒。还是没动静。可是只要我一动，对方就拉枪拴。我索性趴在原地不动了。
浓雾被晨曦驱散后，土路的对面露出了小脑袋瓜儿。我俩对视着。我终余看清了对方是个朴实的农民。对方大概也看到了没有恶意的我。两个对视的人最后都笑了。通过对话我才知道他是附近的村民，是偷偷出来开荒的。在运动中私开荒地也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被工作组抓了"典型"会受到批判的。我俩都以为对方是工作组。我怎么会听到拉枪拴的声音呢？老农举起镐头说自己是为了壮胆，故意搞出来的声音。一场虚惊过后，一打听才知道，我已经到了宁河县的东丰台镇了。
农村工作组第二天向我要材料时，发现我已经逃跑了。他们马上与电器厂联系。电器厂立刻散发"通辑令"，并发动全厂民兵四处搜捕。
七百多人的电器厂，已有二百多人承认是"５１６份子"了。如果再把我这大头子抓到就算大功告成啦。
我在"文革"前自学机械制图时，技术科有个中专毕业生姜严曾辅导过我。"文革运动"初又是我的积极支持者。所以他早就上了黑名单，只不过找不到借口整他。
这次抓"５１６份子"概念本来就模糊，想整谁就可以扣上这顶不大不小的帽子。姜严被打的死去活来，终于交代了"罪行"。
夏文立也不许回家，天天逼他交代。他被打的解小便的力气都没了。姜严被打的腰都站不直了，实在受不了就趁着上厕所翻墙跑了。姜严跑到亲戚家，全家人都劝他回厂"自首"去。家里人觉得姜严是跑不出这个国家的。他不回去接受挨打，全家人就得去替他接受挨打。姜严只好回到电器厂，不过打手们总算给他留了一口气儿。闻真在"红八月"是已经被"红卫兵"打残废了。经公安医院抢救后，他脑袋歪歪的，一说话就流口水。闻真自理都困难，革委会仍逼他去"上班"──接受批斗。哥哥闻和偷偷地把闻真送到大连的亲戚家。电器厂的职工们看了抓我的"通辑令"更加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又会把自己卷了进去。
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还天真地想去北京"上访"！那岂不是去送死吗？不过自从有了第一次"上访"的经验。我首先考虑的倒不是有多危险，而是经济问题。
也不知道我的小哥们儿刘国强是不是还在"上访接待站"，他还靠"捡饭"生存吗？常言道："有什么也不能有病，没什么也不能没钱！"愿他别得病，我要在去北京之前先把钱挣足了，也能照顾照顾他。我在东丰台镇的集市上徘徊着，思考着去北京的行动计划。如果到了北京"上访"仍没结果又向何处去？这期间的肚子问题如何解决？到如今我才真正体会到"谋生"这字眼儿的确实含义。
我在集市上来回转游，似乎想从每个摊位上得到些灵感或启发。守摊儿的农民越看这小伙子挺别扭：农民不象农民、工人不象工人、学生不象学生，在集上逛了半天儿只看不买。他到底是小偷儿还是大盗？我转累了，就蹲在一个摊儿前，突觉眼前一亮，发现了一把剃头刀，于是我拿起来摆弄着。
"兄弟你可真是好眼力！这把刀是个老剃头匠传下来的。他老了，想传给他儿子，可儿子当了官儿就看不上老子这家伙什儿啦。这老剃头匠托我一定要卖给行家。你看这是全套儿的，推子、胡刷儿、挡刀布………"老头儿一样一样摆在我的面前"看你真有心买。只要出个价儿，咱就奉送行家里手。咋样？"
"我是想要。"我摆弄着这些理发工具，看了一眼老头儿说"就是没钱。"
"你！……耍我？"老头儿气得直翻白眼。
"别着急。我能不能跟您交换？"
"拿啥换？" "这个咋样？"我从破旧的军用挎包里掏出钢笔。
"那玩艺儿没啥用。"
我再也掏不出什么了，我把挎包和所有的衣袋都翻过来叫他看。
此时我才注意到，我在工厂里上了这么多年班却什么也没攒下。甚至连只手表都买不起。当了几年兵，复员时发了二百元安家费，全给我大伯母了。现在，只剩下一套总也舍不得穿的人字呢军装。我把穿在里边的这套军装脱下来。递给老人并拿起一把推子，转身走了。
"喂！……小伙子，等等！"老人把我叫住"都拿去吧，这是全套的，少了一件也不值钱啦。我知道你是个好小子，拿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