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赶 车
当时的"人民公社"相当于乡政府，每个村就是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又将十几户分成小队。小队的社员们在给我评工分时，一致同意给我九分儿。"分儿，分儿，社员的命根儿。"头等男劳力干一天给十分儿，头等女劳力干一天给七分儿。年终结算工分值时，我一天能挣九分多钱呢。附近有个"八厘公社"干一天活儿还挣不到一分钱！
法国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试点单位，中国的"人民公社"也算是试点吧。做为专政对象的我，能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同工同酬，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剩下的就是我的外号问题，村里人人都有外号，叫我什么呢？先是叫"四类"，后来又觉得一个人不能同时兼任地、富、反、坏四职，这太笼统，绰号就得恰如其份才叫得响。于是大家就赐给我一个较为中性的称呼："老四"。开始我还觉得挺别扭，地、富、反、坏我明明排行老三，怎么叫我老四呢？细一想"老坏"比"老反"的罪过还小点儿，反正也没出了"四类"这个圈儿。后来习惯了，一有人叫"老四！"我马上就会不自主地答："到！"。
我虽然从小就能为全家人做饭，但农村的饭我还没做过。见人家农村妇女做的贴饼子，上面渲渲的，下面焦焦的，咬一口香香的，我也学着做。大铁锅里放些水，把和好的棒子面儿团一团按在水面以上，然后再往灶眼里烧柴火。不一会儿锅里就响了，掀锅一看，面团儿都溜到锅底成了糊涂浆子。后来才发现程序不对，应该先把锅烧热，面团才不会躇遛下去。总算成了，我把贴饼子照三明治的样子切开，夹上一层盐面儿，就着挑来的井水，连吃带喝起来。
忽听门外有动静，我出去一看，不知是谁在我的门上挂了一串腌芥菜疙瘩。
是谁如此关照？为了搞清楚，我连日串门。看到各家饭桌上吃的腌芥菜疙瘩，模样都差不多。
我把这串腌咸菜疙瘩挂在了墙上，总也舍不得吃掉。每当吃饭时，我就咬一口贴饼子看一眼这咸菜。一看到这串老咸菜，我就激动地想把它当成十字勋章挂在胸前。这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乡情啊！
当兵的时侯，我在部队里不但种过水稻还摆弄过战马，这对我适应农村的艰苦劳动大有帮助。农村生产队最大的"家当"就是牲口，我不但对部队的战马有种难以描述的亲情，就是对农村的牛马也是抱以敬意，并不是我当了"牛鬼蛇神"而同命相怜。的确，这些牛马不但忍辱负重，默默耕耘，而且它们都有灵性。它们的"人情味"甚至比有些人的表现还优秀呢！
我在营部勤务班当过骑兵，部队里步兵紧、炮兵松、吊儿啷当后勤兵。早晨不出操，夜里不出岗。我天天除了溜马就是兜风儿，整个儿象是美国西部牛仔。唯一的憾事就是一身马臊味儿，害得我到镇上的图书馆借书时都不敢骑马去。
我常到公路边儿去溜马，好让马多熟悉周围环境。但尽量不走柏油马路，柏油路上，马跑起来容易震裂蹄子，容易磨损马蹄铁，容易打滑失蹄。有一天，我溜马走在公路边的土基步道上。一辆卡车赶上来，司机鸣着笛指指我又指指自己。
我没明白他的意思，他又指指前方加了一下油门儿。我明白了，他想来"车马大赛"，我用鞋跟磕了下马肚子。那马如箭离弦蹿向前冲去。那司机猛踩油门儿按着喇叭紧跟在后。只听得马达轰鸣、马蹄得得、耳边疾风嗖嗖。一场车、马大赛骤然而起。
突然道边出现个大粪堆。战马往高猛冲就飞过粪堆，我只顾看司机龇开的小白牙儿，对突然的情况还没反映过来，身子突然仰起，在马背上来了个后滚翻。只觉得我的头在马屁股上窝了一下就整个身子摔在粪堆里。这新出现的粪堆上浇满了刚倒的粪汤子。我象粪球一样滚进了粪堆。疼得我只顾蜷卧在粪汤子里打滚儿。
那枣红马又跟着卡车跑了几步觉着不对劲儿，又调头往回跑，来到我跟前它低着头，瞪着眼，喘着气。我意识到它可能认不出我了。我命令它卧倒，好在它听出了我的声音，它乖乖地跪下来，卧在了我的身旁。我吃力地爬上了马背，一拍马的屁股，这畜生就明白了我的意图，它先立两只前腿，像狗一样蹲在原地，待我一手抓紧马鬃一手轻轻拍了一下它的屁股，这畜生立刻蹬起后腿，我趴在马背上，它把我稳稳当当驮回了营房。这回我弄懂了"拍马屁"的功能：只要你一拍马屁股，多臭它也驮着你。
到了农村，我和社员一起，在家乡的土地上共同流汗，共同分享着丰收的喜悦。粗活儿、累活儿、脏活儿总是干在前头。时间长了大家似乎把我这"四类分子"的角色都忘了。
有一天，居然队长跟我透话说，想让我掌鞭子。在"文革"期间，枪杆子、笔杆子、鞭杆子都是非常敏感的玩艺儿，搞政治的人认为，在农村鞭杆子仅次于印把子，所以农村管掌鞭杆的人被尊称为"大把势"。那不是地位的象征，而是勇敢、技巧的体现。我爱良种马，也想当"大把势"。可我的身分又不许我有非份之想，所以我也没有答应下来。
在部队我一见了好马就走不动路。到了农村，因为生产队穷，也买不起好马。马儿好不好，从外表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生产队里有个号称"智多星"的老中农也有一套"相马经"："远看一张皮，进看四只蹄。抬手先晃眼，掰嘴看牙脐……"好马的皮毛光滑油润，四蹄像扣碗儿整齐明亮。鼻孔大张、耳如削竹、前裆要宽后腿要短。抬手晃晃眼，看有没有内瘴。掰开嘴看牙齐不齐，从牙顶的平面上能看到像年轮一样的黑色小圆圈，这就是牙脐，从小圈圈上可以判断这马是几岁口。最后再看马的走相和跑相……。
生产队里没有好马，我也就没有相马的机会了。队里花很少的钱，买了头非常高大的秦川种公牛。这牛原是配种用的，见了母牛就想后腿着地趴上去，甚至见了女人都会"呼，呼──！"的鼻子喷气。
因为是个"杂种"性子太野，配种员摆弄它太费劲了，于是就被配种站给淘汰了。这牛个儿大无比，本来牛的前肩就高，这种牛的脊背前又有个驼峰似的大包，那模样很像美国西部的大公牛。比我个儿矮的站在牛两边，互相见不到人，两个大小伙子要没点儿本事，休想把牛塞进车辕子里。
生产队里没人敢摆弄这庞然大物，队长说："老四，你就先试试吧。"我理解这是乡亲们对我的信赖。冲着那串老咸菜勋章我也要为乡亲们冲杀一番。
中国人本来就有爱看热闹的习惯。一听说"四类分子"要斗牛，社员们都来了情绪，呼啦一下子场院的围墙边挤满了人。我捡了个破缰绳系在腰间，围着场子转了一圈儿，活动了两下算是热身。
老少爷们儿急不可耐地吆喝着，号称"智多星"的老中农冲我大声喊道："小子啊，就看你的啦！"我学着"把式"的样子一抱拳说："各位乡亲既然信得过我，有什么闪失就别见怪了。"我说心里话：一但有了闪失，只要我不"搁儿屁"，准得为我开个"破坏生产的批斗会"。管他呢！
我虽然在部队驯过马，对驯牛却没有一点儿把握。成语道："风马牛不相及"，说的就是马和牛同时起了性，想风流都不会互相吸引。差别太大啦！我围着这低头、瞪眼、鼻孔喷气的大家伙转了两圈，寻找下手的时机。
在部队里我虽制服过生马蛋子，可还从没和生牛打过交道。部队从草原军马场调到营部的两批生马也是我制服的。我站在马的左边，左手抓住抓住马鬃，右手紧勒缰绳。那马被拉弯脖子，马的身子朝前，头朝向了后方，马就立刻失去了方向感。然后我腾出左手绊住马的左前腿，那马就失去了平衡。"扑通"一声就倒在了我的脚下。?我顺势压在马身上，那马惊慌地起身把我一同驮起，它不断地蹦跳企图把我甩下马，我只顾抓紧鬃毛，被甩下马后继续反复和它较量，直到把它驯服为止。
对付这牛可不能用这方法，因为牛背上没有鬃毛。我围着公牛又转了两圈，发现这牛的两个牛鼻孔间夹着一把特制的大铁钳子，我想这就是制服这大公牛的关键，我一把抓住铁钳子就不松手，我知道如果第一次你制不服它，以后它就再也不服你了。只要你第一次把它降住，以后它就乖乖地听你摆布。
我瞅准了机会猛地抓住了牛鼻上的铁钳子，突然受惊的大公牛立刻脾气就发作了，它拚命摇晃着牛头想摆脱我，然后又猛地向前蹿，我已失去平衡，被发了疯的大公牛拖出老远……。
这老牛居然向我撒野？告诉你吧，我比你还野！我就是"野种"！这牛也不理我，只顾又跑又跳，但我死也不放手，我只要一泄气就会被踩死在牛蹄之下，我没死在敌人的手里，怎能死在公牛的脚下？有这么一个充分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如果发挥不好简直太窝囊了。无论这牛如何疯狂地扭动，我就像贴在它身上一样，我也使起了牛脾气，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于是我们两个"牛鬼蛇神"就在场院里折腾开了。毕竟我能把"帽子"丢到一边而不顾，而它却不能撇开铁钳子在它牛鼻子上的束缚。
最后，就在这疯牛摆头的一瞬间，我猛一拉缰绳使牛鼻子上的大铁钳一抖，那牛头被弯向背后，我趁此飞起一脚，正踢在犟牛的左前腿上，那牛失去平衡像个大肉球一样在地下摔了个滚儿。接着它被我这"亡命徒"连摔了两交，这牛在我的面前终于服气了，不得不承认了我的脾气比它大。从此，它服服贴贴地听我驾驭了。
生产队只有两辆胶轮大车，两个木头车辕子直通车架，车轮是用汽车轮子改装的。马车和牛车的结构一样，不同的只是轭套，马车有套夹板夹住马的肩头，牛车是用木制弯曲的牛娘子（轭）架在牛的脖子上。好把式只要一法口令，那畜生就会用屁股对准车辕子，自动地倒进两个车辕之间，老老实实地等你架上轭套，绑上车鞍和肚带。能把一只生牛训练到这种程度，不流大量的血汗是做不到的。
在没有机械化的农村，摆弄牲口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乡亲们看我很在行，甚至把鞭杆子都交给了我。队里另一个车把式是队长的哥哥叫大力，瘦高个儿，因为家里是三辈儿的贫农，哥儿俩都穷的娶不上媳妇。所以他俩不会粘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嫌疑，对我的"改造表现"他们也感到放心，所以我们很说的来。
社员们本来与我也没有"深仇大恨"，我也不觉得自己是"现行反革命"。只是在开大会时我站在"四类份子"的队伍里，散了会仍然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我的"不卑不亢"也使大家对我无法另眼看待。再说村子里都是亲套亲的社会关系，我在村里算是小辈儿，平常以礼数和辈分相待，所以，没有运动就"相安无事"。
生产队的队部设在饲养场，每天上工前都在队部集合，队长分派完活儿，大家就看我和大力套车。尤其是那美国式的大公牛，在我的面前真是俯首帖耳地退着往车辕子里钻，大家都看的直愣神儿。他们觉得"这小子还行"，我也觉得"还混得过去"！
运动一开始就有人吹阴风说："乔锦星所在的生产小队，阶级阵线混乱！"队长一听有人说说道道的，就在会上大声喊着："老四拿鞭杆子的事儿是我决定的，听说有人反对，你们谁想接这鞭杆子？咱马上换人！"
号称"智多星"的老中农说："老四拿鞭杆子的事儿没人有意见，咱们小队里没意见，可外边有风言，这事儿我看俗话儿说的好：'皮裤套棉裤，必定有原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我觉着……。"
队长不耐心地说："咱说的是鞭杆子，你老提棉裤干啥？"
大力接过话茬儿："大伙还不是为你这当队长的着想，上边儿要是追究起来，老四也受不了。"
"智多星"连连点头："我说的就是这……。" "猪头小队长"也急了："那你老说叫谁接？"
"智多星"低下头："让大伙儿说。"
队长看冷场半天也没有一个人答言就说："没人接？还是谁能干谁干！"
队长扫视了一遍，见仍然没有异议心里更有了谱儿，就一锤子砸到底："既然大家对我的决定没有意见，我可有言在先：咱们别像往常一样──炒豆儿大伙儿吃，等到炸了锅就叫我一人赔！这事既然由我一人担着，以后就少再众人面前说三道四的……。我说完了，散会！"从此以后大家对我攥着鞭杆子的事就再也没有风言风语了。
每天早起上工，大姑娘小媳妇都拥上我赶的牛车上。到地里我和大家一起干活儿，只要一收工女人们又上了我的牛车。说来也怪，女人们上了车，嗓子就发痒，一路上唱啊，笑啊，闹啊，没完没了。女人们唱，我也小声地跟着哼，好歹咱在"宣传队"里混过，她们唱的我也都会，虽说我的乐谱知识使我哼起歌儿来不至于跑调儿，不过总觉得有股特殊的滋味在心头，就跟反串的演员不适应自己的角色一样混身不对劲儿：怎么一个反革命竟能和革命群众唱到一块儿去了呢？
大力从小就死了父亲，母亲守寡，在上供养着哭瞎了眼的婆婆，在下拉扯着一群饥吵饿闹的孩子，整天泡在苦水里熬日子，老人脸上的皱纹密布，那是被艰辛的刀子刻划过的，老人那似有重负的驼背总是弓着身子走路。"四清运动"时工作组请她老人家为全村作"忆苦思甜"报告。老人在台上诉起苦来真是老泪纵横啊："我是吃糠咽菜长大的。我的丈夫老早就把我们娘儿几个撇下了……。闹日本子的年头儿，我们一家子熬过来啦。国民党那阵子，也熬过来啦。解放后，也把孩子熬大了。可就是没熬过'瓜菜代'呀。就是那年头，我那瞎婆婆被活生生地饿死啦……。有口吃的她就惦记着孩子，舍不得吃啊！……我苦命的的婆婆呀！……"工作组赶紧把她拉下台，叫她一边儿歇会儿去。老太太被请下了讲台后，还在三把鼻涕两行泪地哭诉着："我的命……好苦哇！……。"
我常到大力家串门儿，回忆儿时的情景，倍感亲切。大力的母亲常抓些小虫子，然后由瞎奶奶为我们烧蚂蚱、爆知了猴子（蛹）。如今大力的母亲和瞎奶奶一样，脸上满是皱纹，那不光是风刮冰刻的痕迹，主要是"日子"在她脸上留下的年轮，他老人家不时凑到我的耳边问："啥时平反哪？"
我告诉她，已经给党中央写了上诉信。她的耳朵很聋，也不知道听清我的回答没有，就一个劲儿点头。大力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宽慰着我："十年前也搞过'除四害'，老家雀儿也判了刑，家家都要敲打着锅、碗、瓢、盆儿，为的是不让雀儿落地，那些个老家雀儿在半空飞呀、飞呀，累死就掉了下来，可如今呢？老家雀儿还是遍地飞。你也是，现在也成了'四类'，我看早晚就会没事儿的，你就先熬着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又凑到我的耳边问："啥时能平反哪？"我向她解释，上边不会马上答复的，上诉的人多了，总会有个说法的。过了一会儿她又凑到我的耳边问："到底啥时侯平反哪？"我无言以对呆呆地愣在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