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发 配

  一九七0年初的一天,西北风"噢,噢──"地叫着。我被押送到老家白石山,用旧名词叫"发配",按当时的政治术语叫作"遣送回乡"。押我到农村的是电器厂专案组的武维基和公螳螂一样的曹致波,两个人一言不发,面色僵滞,像是给老子送葬,心里想着故去的亲人。武维基怀里抱着一卷子大字报,生怕被我抢走似的,一路上动作始终如一。

  白石山派了辆生产队的老牛车到县火车站接我,赶车的人认识我,跟我搭话,我却认不出他姓是名谁,反正我在村里属小辈儿,只要说声:"您心苦啦。"就算没有失礼。 我被押回老家的消息震动白石山村,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围观大字报,帖在我老家大门口的大字报就是出自武维基的手笔。不识字的老人急切地嚷嚷道:"快念念,快给大声念念啊!"有人一字一句地念,老人用手招着耳朵仔仔细细地听。一拨儿人听完又来一拨儿,有的怕听错了又听第二遍,大字报前整整一天没断了人。

  "我以为锦星犯了啥事儿呢……"父老乡亲们最恨的是经济问题,大字报上没有一件与经济有关。"说句话就这么大罪过,这话我也说过呀……,这算啥事儿?"

  "这小子挺老实啊……"婶子大娘们最厌恶的是男女关系的事儿,大字报上没有一件与女人有关。"连哪事儿都没干过,咋就定成坏人了呢?可咋好呢……" 小青年儿们议论道:"照这么整,在咱村儿随便儿找出个人儿来,把他说的话都给'上纲上线'保证都能打成反革命。"

  还是干部们水平高:"不管咋说,锦星是戴着'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来的。这帽子是人家北京给戴。什么时侯北京说给他摘了,咱什么时侯再宽待他。地主份子、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坏份子,这'四类份子'他总算是一个份子吧?"本来加上右派份子应该是"黑五类份子"因为"右派份子"多出在城里的知识阶层,所以在农村只提"四类"。村干部对我的分析归类是很实际的,"四类份子"在农村就是"群专"对象。很难预料等待我的灾难将是什么样的。总之,专政机构越强大,我这个"被专政对象"就越倒霉。

  "群专"就是把国家专政机关之外的专政对象,交给群众监督改造,我对这词条的解释纯属自纂,切不可以此为准。我只知"群专"的大概内容:专政对象要事事向领导请示、汇报。禁止外出。每天出工必须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早晨扫大街、修土路,晚上集中学"毛选";每次开批斗会都得挂着牌子去"陪绑"。

  我被分配在第五生产队,与我父母同在一个生产队,生产队的小队长特爱吃肉,一次能吃一只猪头,因而得了个外号叫"猪头",又因在生产队当队长,所以大家都叫他"猪头小队长"我问队长能否单立门户,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先是不同意,后来我一解释,队长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你想想看,我父亲和二伯父都给定成"历史反革命"了,再加上我这个"现行反革命", 整个儿一个黑窝点儿。按组织原则三人就可以成立个党支部,我们老爷儿仨划清界限还来不及,混在一起还不是地道的"反革命集团"?

  小队长就住我家的对门儿,我和他的哥哥大力是小学的同学,小时我们在一起就像亲兄弟,我被打成反革命回到村里,"猪头"在大面而上没有任何表示,暗地里对我却总是不显山不露水地照应着,经我一解释,他终于理解了我说的意思。

  其实我说"划不清界线"的理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心里的想法比这更复杂的多:我当了这么多年的"野种",只要看到后母一眼就使我想起凄惨的童年,如今又在一起混日子?早在十五岁时我就已经独立生活了,我腻烦家庭纠纷,更崇尚个人自主,我的父辈们为我而产生的纠葛本来就理不清,害得我早年失学当童工,再搅到一起太令我心寒。如今我自己又出了麻烦,父辈的"历史问题"又使我的麻烦更加复杂化。我的"麻刀"我自己摘,我再也不原意和他们瞎掺合了,如果我要"上访"或是自己有什么决定,家里人肯定会举出种种理由阻拦,这就是"家"的利弊所在,我已经独立闯惯了,更不想落的个"一人做事全家当。"于是,在生产队的成全下,我就又成了自己的"户主"了。

  老家原是个大家庭共有九间草房,现在只剩下三间东厢房,一间磨棚,一间门房。其余的都坍塌了。二伯老两口子住厢房,父母住门房,我住磨棚。这间磨房不足八平方米,中间有块不小的石磨盘,过去全靠小毛驴儿拉磨。过年吃的白面是小麦磨成的,玉米磨成粗粉就是平常吃的棒子面儿。

  自从有了电,全村用上了电磨,这石磨盘就成了废物,我就地挖坑把它当地板铺在磨棚里。墙是土坯砌成的,大概足有百年历史啦。不过再用泥巴抹抹,还不会马上坍塌。我家的房子都是这种结构。只是房上的"草"应该更换了。所谓的"草"实际是细芦苇一层层铺起来的。我上房抓了一把,芦苇已经朽成粉沫。我每天照常下地,回来后就鼓捣我的小窝,换了芦苇,搭了土炕,盘了土灶,我很欣赏自己的蓄窝能力,住进了经过翻新窝──磨棚,我觉得又成了一个单位的主人,我和那些高堂丽舍的家庭应该是平等的。

  然而,由牛棚转为磨棚,我感到还是没出了畜牲圈儿。戴上个被专政的帽子,如同无期徒刑,比林冲发配时要在脸上刺字还厉害。去掉那字儿顶多脸上落个疤。而这专政帽子,你就是把脑袋砍了,档案里也有个红"A"字儿。还不如判几年徒刑总有个盼头。

  在生产队干农活儿,我并不犯怵。咱在部队种过稻子,旱地的农活儿比水田还容易呐。感谢部队练就我一身干农活的功夫。

  在工厂学徒的时侯,照师傅说的,我的身体只往"轴向"里发展──竖着长。到了部队我的身体却只往"径向"里发展──横着长。当我复原回厂后,我已经是个标准的棒小伙子了。

  怪不得村民们都夸我有付好身板儿。我的感觉也不错,一米八的高个子,混身的肌肉紧绷绷的。在"牛棚"里劳改时,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黝黑的,到了白石山,和村子里的棒小伙子一比,我反而非常出众,村民们还没忘了我爹当年的外号,都说我比当年的"结实"还结实。到了庄稼地里一干活儿,一点也不外行,耪地、拔麦子我和打头的不相上下。老少爷们儿见我干活儿是把好手,都露出了笑脸:"这小子比插队的知识青年强多啦!既不跟咱挣自留地,还是个好劳力!"听了这夸奖,我感到像是社员们在欣喜生产队新添了一头牛!人们越夸这牛,等待着它的任务就越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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