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批 斗
一九六九年十月，全国都在搞"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我还在区工会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排演"革命样板戏"。我们电器厂却把我当作"阶级敌人"第一个被"清理"出来的。
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写的全是："打倒现行反革命份子乔锦星！"其声势之浩大超过历次运动。当天我就被"革命群众"从宿舍揪出来，关进了厂内自制的小牢房里。
这间私设的单人牢房是个南房的前廊改建的，如同封阳台一样，只是三面砌了墙，一面留门窗。小牢房不足四平方米，门窗上钉满了钢板冲压的下脚料。小牢房的对面就是华安寺的大殿。
电器厂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揪斗"阶级敌人"，几乎快要转产了，而且产量高，品种也齐全。全厂的揪斗大会上我是展出的重要产品。两个棒小伙子一边一个站在我身边，他俩一手攥住我的腕子，一手抓住我的肩头。只要场上喊口号，他俩就一起往下按我的肩头，同时向上扬我的腕子。那形象尤如一架后掠翅喷气式战斗机在向下俯冲。我像被人任意摆弄的玩偶，我觉得这些人是当着众人的面在耍笑我，像是在反复地扒光我的衣服。反正方小欧也不在现场，随他们玩儿吧！
开始我还能认真听听批判发言。听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新鲜玩艺儿。还是以前大字报上的陈词滥调。
我心想：公安局都没给我定什么性，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无非是又是老一套，把我当成垫脚石给你们往上爬。随你们斗吧。
可是，不一会儿，我的汗珠就从胸前往下淌，汗流淌进鼻子里、眼睛里，咸咸的、酸酸的……。两条大腿的汗水一直流到鞋子里。两条腿也开始哆嗦了，直到脑袋发涨眼冒金星身子向前坠去时，才被揪斗的人猛地掀起来。脑子里的血又一下子落到脚后跟，象是灵魂脱了窍，我晃了晃又醒了过来。凭着我健壮的体力，我还能坚持得住。
真难为那帮挨斗的大干部和知识多的老家伙们了，他们不是也得这么熬着吗？这真是"环球同此凉热！"了。
批斗会胜利结束。我又被关进小牢房。"看守"怕我跑掉，要我脱下鞋子，解下腰带，并交出钱包儿。交出腰带和鞋子我没犹豫，交钱包可不行。那里虽然没有钱，可有方小欧的照片在里面啊！如果他们发现我怀里天天揣着方小欧的照片，岂不连累了她……。
我拿出钱包儿，迅速地把照片放进嘴里，看守大叫："张嘴，快张嘴！"。
我一口把方小欧吞进肚子，然后张大嘴巴。
"是不是密电码？"
"……………"
"军管会""革委会""专案组"的领导们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实际上是三堂会审。这办公室乃是"华安禅林"的大殿，在这大殿里我曾被"红卫兵"毒打过。似乎我上辈子欠过这寺庙一笔孽债，时至今日还一次次在这大殿里逼我。军代表是个四川人，五短身材，胡子连腮，眼露凶光。他不姓阎，而姓罗。他为啥也选这么个阎罗殿来审我？还问我有什么想法，刚才的想法我能说吗？我心想：说出来你敢当场毙了我。室内死一般的寂静，我低头寻找上次挨打的血迹。"革委会"主任翁青川人称"老狐狸"，副主任何祥还有"专案组"的曹致波、武维基，五位判官轮番审问，我已下定决心一言不发。
他们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脑子里一幕幕回忆起自己的一生。祖上的事我不甚了解，可从我爷爷那辈儿到我这辈儿，全家老少没有任何人与人为敌，从来是与人为善。就我个人来说虽算不上大好人，可也不能算是坏人。
我刚刚二十岁，在我的心目中没把任何人当作敌人。可为什么会有人躲在暗地里总想把我整死？这人究竟是谁？难道这是上帝的安排吗？不是说善有善报吗？为什么我还会受此折磨？尤其是两位新来的"军代表"难到他们也想在我的身上捞点儿政治资本？难到我的命运就是永远给别人当块"垫脚石"吗？我越想越委屈，不知不觉泪如雨下。
当众哭者非真情，泪珠遮目心里明。人生只有两次才是真哭，一次是刚生下来时，因为他不愿接受生后的苦难而嚎啕。还有一次是在临死时又不舍得人世的情结而无声的缀泣。唉──人啊，永远是生活在复杂的矛盾中。我只管自顾乱想，决定一言不发，面对虎狼，有什么可说的？说了又有什么用？
"军管会"、"革委会"、"专案组"三堂会审，一个多小时了，武维基是负责记录的，我一言不发，他的笔一个字也没写成。
我了解他，武维基是再次"反戈一击"到了"专案组"的，《乔锦星反动言论一百例》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对审问者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蹲过炮局监狱，各种场面都经历过了，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他们对我的一言不发无可柰何，只好又把我关进了私设的小牢房里。
第二个被揪出来的就是"三反份子余金田"，罪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那罪名当场枪毙足有富余。余金田这位"三八式"的老干部，竟落得如此结局。"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有过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了解：历朝历代，只要一失意你就是开国元勋，搜肠刮肚也要给你找个"罪名"，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鸟将尽，弓将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运动"叫我亲身体验了中国历史的重演。而且演的是那么彻底、那么全面、那么深刻、那么高超。怪不得在中国搞政治的人都那么爱看中国历代的古书。
我俩先后被"揪"出来，都关这不足四平米的小牢房。关我一个人的时侯正好能躺下，自从余金田又被关进来，这小牢房就像罐头一样了，尤其是到了中午俩个人的臭汗熏的人喘不过气来。
余金田几乎是天天爬在门槛的缝隙上，以至不被熏死。
此时电器厂的产量也真高，两、三天就生产一个"阶级敌人"。
"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单"再继续下的话，电器厂必需盖新厂房了。
大概国家还没有扩建资金，于是，余金田在小牢房里只押了两天，就被放回家由群众监管，这间小牢房就又由我一个人享用了。
有过蹲大狱的经验，我尽量不去想那些自哀自怜的事。但是大狱里有狱友可以交流：大流氓大谈拍婆子的经验，小佛爷大讲出货的技巧……。如果自己没有点免疫力，说不定出狱后我也去体验体验。
还别说，他们那"钻木取火"的本领我当场就尝试过了。我也学他们的样子，从被套里揪出一绺棉花，然后压在布鞋底子下在用力搓。不一会就冒出了糊味儿，赶紧拿起焦糊的棉卷悠着劲儿吹，着了！有人拿出从厕所里拣来的烟屁，卷成大炮，点着了轮流吸……。
可是在这小单间里，没有第二个人，只有孤独的恐惧。我只能用背诵唐诗、宋词来驱赶精神的分裂。四处死一样的寂静，在炮局监狱还有大杨树和那在树上惨叫的知了陪伴，这里死寂无声。透过钢板冲压下脚料钉死的窗子，我只看到院子中央的大槐树。
槐乃鬼字旁，肯定与鬼有关。我看到了，看到鬼了！华安寺的冤鬼们都没得到超渡，树冠下一只只扭动着身躯的"吊死鬼"悬在半空。银丝就是它们吐出的长舌，肉乎乎的体态在半空中垂死的挣扎……。
"哐──！"的一声，牢房门突然又被打开了。一个满面血污的人被塞进牢房。他那魁梧的身躯卷缩在角落里，燥热的天气不一会儿就使这四平方米的小牢房臭气满屋。我隔窗向外看了看没看守，就凑过去，想给那人擦擦脸。他猛地扬起胳膊遮着脸对我说："师傅，我对不起你，可我从来没揭发过你。"
他一说话我才发现，这人原来是我的另一个徒弟蒋学伟。我大惑不解:"你怎么也被清出来了？"
听蒋学伟的解释我才知道：他父亲原是国民党将领，解放时逃往台湾。他母亲一人靠教书把他抚养大，因而他对母亲非常孝顺。运动一开始见我被整，就当即与师傅"划清界线"以求对方保护。派性不但保护了他，也保护了他的母亲。"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上级派"军事管制委员会"来搞的。历次运动从来是先"大胆设想"，然后再"细心考证"搜集所有材料，以证明"革命路线"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当专案组找到蒋学伟要他揭发我的问题时，他竟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要说也是，平常师徒俩海阔天空、湖侃山聊，怎能没发现点儿蛛丝蚂迹？蒋被折腾来折腾去还是轧不出东西来。于是，借口蒋的父亲在台湾的问题把他和我关在一起，这也是给他最后的一次机会，争取有个立功的表现。
我非常想知道这很受我赏识的徒弟，其内心的真实思想，就问他："咱俩没有任何个人成见，为什么运动一开始你就站在对立面？"
蒋学伟毕竟是男四中金质奖章获得者。他决不会人云亦云地跟着瞎起哄，站在我的对立面必有他的道理。蒋学伟象忏悔一样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你虽然是我的师傅，可你才比我大两岁。你我都没经历过政治运动。可咱厂的老工人经历过，咱厂的党员干部们大都经历过。你师傅经历过，我母亲也经历过。
我母亲对我说：什么叫跟着共产党走？每个干部都把自己当做党的化身，你的观点跟他不一致就是反党。皇上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敢说半个不字就是死罪。
现在让你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为了'引蛇出洞'。五七年向党交心的材料，就是对你审判的证据。'右派'的帽子是你自己戴上的。
党说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有的单位就按这个比例凑出这百分之五来交差，有的单位还动员老同志自报奋勇去充数，答应人家后事由大家担着，真的打成'右派份子'以后，那就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了。谁敢翻案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这次运动一来，大家都以"反右"的经验找替死鬼儿，你竟送上门儿来，有了余厂长再加上你，是个多好的靶子，"反党"必定有"集团"，我再不离你远一点儿，我也会一锅儿烩的。
我从来就没见过我父亲。我母亲也没和父亲联系过。可就凭这点亲属关系，谁也不会相信我们是忠于共产党的人。我们不但要夹着尾巴，甚至得缩着脑袋过日子。"
牢房太闷了，蒋学伟喘了口气，他把身子靠在门缝儿上作着深呼吸。我低着头思考着他的论点。和余金田关在一起的时侯，我俩相对无言。蒋学伟关进来，却和我无话不说，他喘足了气，继续对我讲："这年头，在全中国随便拉出个人来。先枪毙，然后再搜集他的材料，保证他的罪名成立！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一个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架不住'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槌'呀……。
我们都想做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可是老百姓想的是实际生活，跟你站在一起，你又不能给人家开工资。老百姓靠工资吃饭，可不是：谁有权给他开工资，他就站在谁一边呗。学生敢造反是他们没扣工资的后顾之忧。可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你两手空空的造反又能造出个什么来呀。这回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军管会一来学生全没戏了。军管会到了咱们厂，只能依靠党、团员开展工作。整你的人，大部分都是党、团员，一恢复党组织生活，组织内部举手通过决议。你连党员都不是。谁替你说话？我妈早就嘱咐我，法不责众，哪边人多，站在哪边。宁肯当墙头草，不当出头橼子。"
"可你也没保住自己呀？"我故意戳他的心窝子。
蒋学伟低下头，脸上一片阴云，沉了会儿他又说："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成者为王，败者贼。''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只能认命。其实是我妈先出的事儿，算是'反属'、'特务嫌疑'。这下咱厂可又找到个现成的靶子，那会轻易地放过我。我父亲又在台湾，我是正牌儿的'狗崽子'，我又是你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徒弟，甭说诛连九族，一族都有我的份儿。尤其是咱俩的师徒关系，我就是混身都长满了嘴也说不清啊。……人要是落到个阶下之囚的下场，就算是全完了，连一点起码的人性也甭指望了……。"
蒋学伟不愧是男四中的高材生，他的脑子里竟深藏着这么多玩艺儿，我怎么就没他那么清醒？看来我的"政治"水平连个高中毕业生都不如，还在团支部里搞什么"政治思想工作"呢，屁！我都搞进了监狱，还不如我的徒弟这么成熟。可不能小看了年轻人，尤其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也许貌不出重，可头脑里一点儿也不简单！
蒋学伟跟我悄悄地整侃了一夜，我尽量少说为佳。俗话讲"一字入宫门"，大堂之上一字之差就能定个死罪。多重的官司，你只要能扛得住，上刑不开口，下狱不签字，谁也没法定罪。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蒋学伟一起被绑了起来，拉出厂门，走了百十米就到了华安大楼的厂宿舍，一上楼我就明白了，一定是拉我俩去"过堂"，私设公堂的事我已司空见惯了，这种小场面更无所谓了。
电器厂的宿舍是一座筒子楼，筒子两旁是一间一间的大间宿舍，据说这座楼房原是五八年盖的第一座十多层的"共产主义样板楼"，后来因为远大理想没实现就改成居民楼了，盖楼时占了电器厂的地，于是就分了一个角当了厂宿舍，我进厂后就住进了"共产主义大楼"，提前尝尝共产主义的味道。
这座筒子尽头是阳台，蒋学伟的母亲也被揪到厂里来了，就关在大楼宿舍里，把蒋学伟押来大概是要对质的。但把我也押来干什么？难道昨晚的谈话被录了音？
我俩被反绑着，蒋在前我在后。眼看就到顶层了，蒋学伟突然挣脱押送他的人，猛地向阳台冲去。只听一声惨叫，蒋学伟头朝下就跳下楼去……。
刚刚二十出头岁的蒋学伟就这样摔散了架。母亲抱着血肉模糊的儿子泣不成声。二十年来，母亲的精神支柱就如此毁于一旦。
押送我的人赶紧拉住着我，又把我押送回私设的小牢房里。
全厂开大会，口号震天响："反革命份子蒋学伟罪该万死！"、"自绝人民自绝党，死有余辜！"。
我终于明白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道理。蒋学伟临死前对我说了一宿话，在这之前，我一直弄不明白我在厂里的人为什么竟往死里整我。就连刚来的军代表也"为虎作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蒋学伟死后，我从回忆他的夜话中才使我茅塞顿开。而这些警世的道理竟是我的徒弟教导了我。惭愧，惭愧！
